【李兆富评论】反贪应针对制度而非权斗

复活节长假期后，港股亦近乎奇迹地复活起来。这是自去年9月初的一次小阳春之后，股市再度发力。10月沪港通之后，大陆股市亦忽然跃升。当然，中港股市转旺，未必与沪港通有关，背后可能有更多因素，例如政府指挥投资基金和银行信贷方针，都可以影响到资产市场的价格。

今次中港股市的升浪，也令我想起2007年7月至10月那次股疯。其时，也是上海股市先在短时期内急升，到了8月传出将会在天津作试点，推行所谓的港股直通车。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港股升逾两成多，每天的成交动辄过千亿。最后，港股直通车没有开车，而中港股市的泡沫也一起爆破。

股市泡沫的出现，往往都是由于某种外来因素的转变，尤其是政策上的转变；而后来的爆破，则大多数因为政策再生变数，或者是政策本身有严重缺乏，不能持续。

政府官员不会知道市场的未来走向，不过他们肯定会比一般老百姓更早知道政策的时机；甚至应该说，政策根本就是由他们去制定，所以经济官僚手上掌握了极庞大的利益，这是常识。

这边厢，中港股市正在历史重演，那边厢在大陆的官场，最新一名因涉嫌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被中纪委调查的，叫做戴相龙。

戴相龙曾任人民银行行长、天津市长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早在上年《纽约时报》揭发戴相龙女婿车峰及其亲属，透过操控一间叫鼎和创业投资公司，在2002年11月收购海通证券的大量股权，到2007年股市最狂热之时，海通证券在上海上市，鼎和所持有的股权已经值约10亿美元。与此同时，鼎和在2002年亦购入之平安保险的股份，到2007年价值已飙升31亿美元，最初车峰等人付出的只是5,500万美元。

假如以上案件在香港审理，检控一方要找出证据去肯定车峰从戴相龙身上，得到外界不能得到的消息；事实上，这种内幕交易案，在世界各地都有，不是甚么新鲜事。审判戴相龙，就一定要证明他本人在过程当中收授利益。从前，在瑞士开一个银行户口就是，现在银行保密法已经形同虚设，要在这方面举证，应该没有难度。不过，既然涉嫌以权谋私者是官僚权力机构高层，自然懂得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转空，例如透过可靠的亲属去进行交易，又或者所得的都是延后利益。所以，就算在法治精神尚算严谨的香港，处理反贪案的执法机关也经常用上法理以外的手段，例如透过向传媒透露案情，又或者向被调查者施以精神虐待；严格来说，执法机关这些行为，都在损害法治。当然，在大陆这种极权国家，为了定案无所不用其极自然不在话下，而立案的背后往往也带有政治动机，目的只是找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进行权力斗争。

假如是真心想取缔以权谋私的现象，针对目标不应该是人，而是制度。没有权，就谋不了私。贪官处处的地方，通常都是将太多的权，不必要地交到官僚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