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评论】教育局长赵高上身 历史闹剧全城抗争

202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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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公开谴责考评局出错试题,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并要求取消题目,说话逻辑混乱,全无实据,简直是无知可笑,但指鹿为马的行径可怕之处,更在于其非理性盲动而无所忌惮,胡言乱语事小,但轻蔑教育及考评专业,以长官意志扼杀批判思维,则大大不妙了。

考评局历史科的试题不外问考生「是否同意一九○○至一九四五年间日本对于中国是利多于弊」,只有阅读能力低下,加上对历史毫无观念,或者故意曲解,才会有教育局局长杨润雄的武断,指试题没有讨论空间,更伤害民族感情。

拟题的格式是讨论题,同意不同意也可以,但竟可以曲解为伤害民族感情,实在莫名其妙。从问题涉及的内容看,更表现了杨润雄的放肆和无知。稍稍翻阅一些学术著作,如哈佛大学中国及日本研究权威傅高义教授(Ezra Vogel)去年出版的巨著《中国和日本:一千五百年的交流史》(特别是其中四章),你会首先发现,不论吠日还是吠声的犬只,都在合演一出闹剧。

书中直接有关的四章是:第五章「中国学习日本(1895-1937)」、第六章「殖民台湾与满州(1895-1945)」、第七章「政治失序与走向战争(1911-1937)」、第八章「中日战争(1937-1945)」。杨润雄仍有常智的话,单看这些题目,起码可以看到两点。首先是一九○○至一九四五年之间,发生的历史大事不限于日本侵华战争,还有之前的种种,当然各种事情轻重有别,确要衡量得失利弊,但这正是读历史的目的。否则一场战争盖过一切,其他不值一提,除了是抵赖历史事实,也无助理解现实,例如中国何以至今不用日本赔偿战争损失(是否利多于弊可以讨论),也是基于整体考虑,同样不能因为日本侵华而没有讨论馀地。

其次,同一历史时段,不同事情同步进行,有文化交流活动,也有政治殖民、经济掠夺和军事入侵,正如傅高义新作所述,中日关系既涉及多方面的活动,涉事者背景亦各有不同,有政经组织也有民间团体以至个人,历史不能因为军国主义政权的侵略行为而抹杀其他方面、其他人等对中国的多方面影响。

更具体地说,根据傅高义新作的第五章,由十九世纪末至一九三七年间,日本对中国发展影响深远。例如数以百计的中国官员到日本交流及学习,也有数以百计日本老师在华从事教育工作,同时估计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接近五万人。按照傅高义的说法,日本是中国人认识现代文明的中介,而这段文化交流史,更代表历史的逆转。

由十二世纪以来,只有中国向日本输出文化,但由十九世纪末开始,日本反成为向中国输入西方文明的导管,甚至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也跟日本有关。可见从历史看,二十世纪初,中国向日本取经是史无前例的,其影响亦值得探讨,又怎可因日本侵华而一笔抹杀呢?

可见一九○○至一九四五年间的中日关系,既有政府、民间的双线发展,而不同时期的重点亦有时代差异,就此综合分析利弊,既是历史议题,也有助反省时局复杂多变的根源。杨润雄如今尝试一锤定音,是以其不学无术和胡思乱想,去颠覆历史探讨和考评专业。

指鹿为马若可得逞,不但展示荒诞歪理的可笑又可怕,更宣示权力可以压到一切的淫威。教育当局有权等于有理,因此即使摆明不懂历史,道理也讲得乱七八糟,但根本不管你同意与否,说你错就错,要你改就改。日后更可树立榜样,政治就是压到一切,令考评局、出卷人、考生人人自我审查,只可在官方限定的范围内思想、讨论。

有哲学家说,历史事件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上世纪文革式批斗以文化批判为名,展开夺权斗争,全国八亿人最后只剩下一把声音,是民族的灾难。眼下香港却是一场闹剧,当局扮作绝对真理的化身,用歪理欺压考评局及出卷老师,冒犯专业,有辱斯文,杨润雄也许暗喜教育专业快被夺权,但幸勿高兴得太早。因为现实是,他的非理性亢奋只会招来鄙视、羞辱、怒骂、诅咒、耻笑以至冷嘲热讽,他走出政府总部,就形同过街老鼠,人见人憎,也势必引起教育界维护尊严而旷日持久的反抗。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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