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評論】經濟艱難戰狼止步 反制裁法臨陣退縮

202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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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耀明評論】經濟艱難戰狼止步 反制裁法臨陣退縮
粵語組製圖

北京雷厲風行,本想8月在香港推行《反外國制裁法》,以反制美國,但到最後關頭又臨陣退縮,原因相信十分複雜,但單從經濟看也有難言之隱,因為中國的遠慮近憂,令當權者不得不臨崖勒馬,再不能隨心所欲,行動自如了。

5月以來,大陸疫情肆虐,加上部份地區嚴重水災,令一些港口、機場停止運作,交通運輸流量大幅減降,正拖慢經濟復甦的步伐,第三季經濟估計比上季只錄得輕微增長,全年而言,相信難以達標(8.9%)。

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大陸雖然以疫症「清零」為目標,但疫症難以杜絕。一旦遇上疫情爆發,便會不惜一切——除了大規模的病毒測試、嚴密的隔離檢疫,港口、機場設施以至個別地區都可以全面封鎖,人流物流停頓,經濟也只好慢行。表面看,「清零」政策是作繭自縛,但深層原因在於中國疫苗抗疫力偏低,對Delta變種病毒更是無能為力,不能不從嚴處理疫情爆發,結果便處於進退兩難:堅壁清野但須付出經濟代價,若與病毒共存則可能一發不可收拾。

除了疫情,經濟改革原地踏步亦窒礙大陸的經濟發展。例如以十萬億人民幣計的地方政府債務,經過十年的整頓,情況更變本加厲。據估計,到2019年底,地方政府隱藏債務總額為四十三億兆人民幣,接近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其中六成借款來自銀行。地方政府若不償還,銀行信貸系統會受嚴重衝擊,但若分期償付的話,數額則高達地方政府總收入的九成。

長此下去,地方債務危機將升級為信貸危機,而無止境的借款也令資金胡亂花掉。地方政府只求國民生產總值達標,貸款大都花在大興土木,但基礎建設回報率偏低,而國企的投資回報和員工福利也不必計較成本效益,沒錢還大不了借債渡日。不過,債台高築沒完沒了,又如何發揮黨國體制的財政力量,推動經濟,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大夢呢?

十年來,中央試過不同辦法解決債務危機,結果都無功而還。一是由人民銀行收縮短期信貸,頓時大幅扯高銀行拆息,引發金融局勢不穩和企業有倒閉之危,中央唯有知難而退,取消信貸控制,而地方債務亦故態復萌,金額更以倍數增加。二是推動財政及稅務改革,限制地方借貸及開支,並推行物業稅,但至今成效不彰,借貸有增無減。三是通過上市向股票市場集資,減輕銀行的借貸壓力,也提高上市公司的成本效益考慮,但隨着2015年大陸股市泡沫爆破,釀成金融動盪,中央對此途徑再難寄以厚望。

經過十年奮鬥,如何解除債務危機依然茫無頭緒,債務卻愈滾愈大,由國民生產總值的225%增至大約280%。同期,經濟效益亦愈來愈低,過去每六元人民幣可帶來一元經濟增長,現在需要約十元才做到。根據估計*,上世紀九十年代,由效益提升帶來的增長佔全部增長的一半,千禧年頭十年降至三分一,而近十年最多只有六分一。

債務問題不妥善解決,輕則債項利息已吃掉部分增長成果,同時資金效率驟降,有礙經濟增長,而重則信貸危機臨門,金融機構倒閉,勢必動搖經濟根本。當然,以中國的經濟規模,加上外國投資繼續流入大陸可提高資金供應,債務即使積重難返,整體經濟也不會立即塌下。但若此時此刻在香港推行《反外國制裁法》,不論是中國大陸還是海外的金融機構,均需要立即停止執行美國制裁中港官員的命令,否則便遭到北京懲處。

金融機構若順從北京,華盛頓的制裁將隨之而來,除非作了最壞打算,例如不再使用美元交易,甚至不跟美國政府打交道也可以,否則要他們二選一,答案明顯不過。而強制選擇的最惡劣後果,若是海外金融機構撤離香港,導致到中國的外國資金短期甚至長期斷流,或手續異常繁複,結果削弱自己的流動性,加深債務危機的風險。

不過,從中國經濟改革的失敗經驗可以看到,改革不管如何言之成理,只要改革可能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動盪局面,一切都可以無限期延遲。今次要在香港推行《反外國制裁法》,隨時反制變成制裁自己,如今臨時擱置,看來不外重覆知難而退的歷史軌跡而已。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Daniel H. Rosen, China’s Economic Reckoning.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21, pp.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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