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评论】 “城市问题暴力解决”的政治灾难

2017-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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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以消除安全隐患为名,强行驱走市郊“低端人口”,除了是出于眼不见为乾净的低端思维,更反映统治者经过文革后几十年休养生息,经济实力尽管今非昔比,却依然欠缺文明的观念去管好一个大城市。

上月18日北京大兴区发生火灾,造成严重伤亡,当局随即雷厉风行,全力清除安全隐患,避免悲剧重演,本是政府应有之义。该区位处城市边缘,无城市规划可言,一直以来环境差劣、垃圾堆积、治安混乱、设施欠缺,完全符合联合国对贫民窟的定义。有些地点甚至占用疏散通道起屋,违反公共安全,北京推行清理、整治行动,实属必须。

不过,当局采取的铁腕政策,不由分说,注定制造人间灾难。他们的想法不是致力解决居民的安全问题,让他们安居乐业,而是倾全力清走这批人,铲除整个社区后,也就用不着花心思去改革贫民窟的规划、措施、服务。

当地方政府只管清除“低端人口”,解决安全隐患的计划只剩下扫荡、迫迁,却不见安置、重建,反正大多数农民工来自全国各地,大都没有北京户籍,也就没有居住权,地方政府并无责任照顾他们住屋的需要。他们根本没理由在那里生存,当局把这类社区化为乌有,一切归零,又有何不可?

如此统治思维,贱视人民如蚁,备受天下鄙视,自不待言。奇怪的是,都二十一世纪了,还以类似斗倒敌对阶级的政治运动形式,处理城市发展的问题。其实贫民窟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见怪不怪,全球有八份一人口(约十亿人)仍在贫民窟生活,这些地点社区问题如山,由水质污染、基础建设落后、卫生设施不足到住屋结构不安全、人口高度密集等等,在在需要当局耐性逐一解决问题。

这些贫民窟和贫民的去向,不仅仅影响当中数以十万计居民的生活和命运,也牵连相关地区以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前景。这批“低端人口”其实是短期内难以替代的“低端劳动者”,他们不论是速递员、建筑工人还是餐厅杂工,都是北京市经济体系的一部份,也有其贡献,不能话撤就撤。即使不谈人道只谈后果,今次清理人口也未免轻率,忽略迫迁行动对北京经济的影响,也没考虑为雇主和市民带来的麻烦。

其次,贫民窟是吸纳农村过剩人口的惯常方法。在中国,不论由于三农问题(农业、农民、农村)的推赶力,还是城市发展的吸引力,农民工进城打工,成为脱贫求生的选择,而加强劳动力的流动,也有助纾缓农村失业问题,拉近城乡经济差异。

六年前的人口普查已发现,城镇人口(51.27%)已超过农村,千禧年往后十年,城镇人口增加14%。他们大多干粗活,收入低下,只能在大城市的边陲地带聚居,为当地补充供不应求的劳动力。他们尽管不享有城市的福利和服务,不少人子女更要留在农村过活,但也仍觉得比在乡下生活要好。北京当局如今反其道而行,要用强力把他们赶回原地,既影响自己的经济发展,也增加农村的贫穷人口,不仅损人不利己,更破坏以城市经济吸纳剩馀劳动力的发展模式。

应对安全隐患,当局无疑不能对贫民窟无动于衷,但该正本清源,采取正面的做法,改革这些边陲地带的城市规划,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安全要求和执法,让居民继续生活下去。同时,中央可制订全国措施,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和入息,以经济诱因吸引农民工重投乡土,减轻城市的人口压力。

很不幸,中央没有运用政策措施,地方政府也不以文明方法解决问题,只视“低端人口”如政治敌人,一切问题看成只因他们而起,必须除之而后快,北京把他们驱赶出管治范围之馀,更联同多个城市拒绝收容这批外来人口,似乎非把他们赶回原乡不可。

如果说强权霸道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征,中共承诺为全体人民带来公平而富裕的社会,根本无从说起,但若非如此,就该改辕易辙,立即制止反人道的做法。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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