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评论】 “城市问题暴力解决”的政治灾难

北京市以消除安全隐患为名，强行驱走市郊“低端人口”，除了是出于眼不见为乾净的低端思维，更反映统治者经过文革后几十年休养生息，经济实力尽管今非昔比，却依然欠缺文明的观念去管好一个大城市。

上月18日北京大兴区发生火灾，造成严重伤亡，当局随即雷厉风行，全力清除安全隐患，避免悲剧重演，本是政府应有之义。该区位处城市边缘，无城市规划可言，一直以来环境差劣、垃圾堆积、治安混乱、设施欠缺，完全符合联合国对贫民窟的定义。有些地点甚至占用疏散通道起屋，违反公共安全，北京推行清理、整治行动，实属必须。

不过，当局采取的铁腕政策，不由分说，注定制造人间灾难。他们的想法不是致力解决居民的安全问题，让他们安居乐业，而是倾全力清走这批人，铲除整个社区后，也就用不着花心思去改革贫民窟的规划、措施、服务。

当地方政府只管清除“低端人口”，解决安全隐患的计划只剩下扫荡、迫迁，却不见安置、重建，反正大多数农民工来自全国各地，大都没有北京户籍，也就没有居住权，地方政府并无责任照顾他们住屋的需要。他们根本没理由在那里生存，当局把这类社区化为乌有，一切归零，又有何不可？

如此统治思维，贱视人民如蚁，备受天下鄙视，自不待言。奇怪的是，都二十一世纪了，还以类似斗倒敌对阶级的政治运动形式，处理城市发展的问题。其实贫民窟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见怪不怪，全球有八份一人口（约十亿人）仍在贫民窟生活，这些地点社区问题如山，由水质污染、基础建设落后、卫生设施不足到住屋结构不安全、人口高度密集等等，在在需要当局耐性逐一解决问题。

这些贫民窟和贫民的去向，不仅仅影响当中数以十万计居民的生活和命运，也牵连相关地区以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前景。这批“低端人口”其实是短期内难以替代的“低端劳动者”，他们不论是速递员、建筑工人还是餐厅杂工，都是北京市经济体系的一部份，也有其贡献，不能话撤就撤。即使不谈人道只谈后果，今次清理人口也未免轻率，忽略迫迁行动对北京经济的影响，也没考虑为雇主和市民带来的麻烦。

其次，贫民窟是吸纳农村过剩人口的惯常方法。在中国，不论由于三农问题（农业、农民、农村）的推赶力，还是城市发展的吸引力，农民工进城打工，成为脱贫求生的选择，而加强劳动力的流动，也有助纾缓农村失业问题，拉近城乡经济差异。

六年前的人口普查已发现，城镇人口（51.27%）已超过农村，千禧年往后十年，城镇人口增加14%。他们大多干粗活，收入低下，只能在大城市的边陲地带聚居，为当地补充供不应求的劳动力。他们尽管不享有城市的福利和服务，不少人子女更要留在农村过活，但也仍觉得比在乡下生活要好。北京当局如今反其道而行，要用强力把他们赶回原地，既影响自己的经济发展，也增加农村的贫穷人口，不仅损人不利己，更破坏以城市经济吸纳剩馀劳动力的发展模式。

应对安全隐患，当局无疑不能对贫民窟无动于衷，但该正本清源，采取正面的做法，改革这些边陲地带的城市规划，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安全要求和执法，让居民继续生活下去。同时，中央可制订全国措施，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和入息，以经济诱因吸引农民工重投乡土，减轻城市的人口压力。

很不幸，中央没有运用政策措施，地方政府也不以文明方法解决问题，只视“低端人口”如政治敌人，一切问题看成只因他们而起，必须除之而后快，北京把他们驱赶出管治范围之馀，更联同多个城市拒绝收容这批外来人口，似乎非把他们赶回原乡不可。

如果说强权霸道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征，中共承诺为全体人民带来公平而富裕的社会，根本无从说起，但若非如此，就该改辕易辙，立即制止反人道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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