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评论:公投行动与政治磋商相辅相成

虎年开始,由五位香港立法会议员请辞而触动的变相公投行动,亦逐步由构思走向实践。“五区请辞、变相公投”的构思,是通过全港五区、每区一位立法会议员辞职,让全港巿民有机会参加补选,由选票表达对「落实真普选、取消功能组别」的意愿,亦即是以确实的民意取向,反压从而主导由特区政府主导的政制改革,走出既无时间表又无路线图的政治困局。

2010.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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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公投的想法,主要是有感于落实行政长官普选和立法会全面普选障碍重重。一方面,全国人大解释基本法,表示二零一七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二零二零年可以全面普选立法会,但可以普选不等于必定有普选,更何况人大常委又规定目下的政制检讨只限于二零一二年的做法,如何由现制走向双普选,却不容讨论。

另一方面,改变现行政制,需要立法会三分二议席同意,但现时主要由小圈子推选产生的功能组别议员,占全体议席一半,要他们放弃这份免费政治午餐,近乎异想天开。因此,与其听任中央或有或无的普选安排,或者静候功能组别议员大发慈悲,倒不如诉诸民意,以选票表明意向,如民意赞同屈从中央的意旨,泛民议员怎样不情愿也不得不支持政府的改革方案;但若民意坚持真普选,废除功能组别,中央要令普选变质,使功能组别永垂不朽,难免被视为背叛历史承诺、背弃港人意愿。

奇怪的是,公民党和社会民主连线提出「变相公投」后,不仅亲北京政客恶言相向,尽情唾骂,部分泛民主派成员亦争相走避,划清界线。亲北京政客的嘴脸,根本不值一哂,这里不赘,但泛民人士自外于公投运动的想法和假设,就很值得玩味细究。

反对公投的泛民人士的主要论据,是政制向前走必须通过与建制对话、磋商,而对话须建基于信任,但公投带有对抗味道,有碍对话,有失诚意,结果磋商不成,原地踏步,泛民要负上历史责任。更何况公投失利,部分议席落入建制手中,泛民失去政制发展的否决权,中央可通过特区政府全面主导政改,公投便得不偿失。

无疑,诚意当然重要,但谈判的首要条件是双方的共同需要和力量对比,不是诚意。泛民派尽管诚意跟中央谈判,即使撇开中央是否愿意跟你谈,它首先要让对手清楚,有多少巿民支持真正的双普选,否则泛民代表究竟代表谁,又代表了什么,根本无从说起,也无从有力说服中央,面对中央设置的层层屏障,面对本地建制派的说辞,再加上回归十多年的亲身体验,本港巿民依然坚信真正的双普选才是香港的政治出路,不是由保护特权的功能组别选举改装的制度。换言之,确立民意取向,既可清楚表达巿民的政治需要,更能授权泛民代表,全力争取尽快落实普选,而要确立民意取向,民主选举比起其他方法都更为客观、准确、有效。

其实抗争与谈判可以并行不悖,公投与磋商也是相辅相成。体制外的社会动员正好增长泛民代表在体制内谈判的正能量,两者紧密结合,而非互相排挤,才能发挥更大的共振力量,为本港争取最大的民主。否则,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民主派一分为二,然后分而治之,届时不仅泛民无端分裂,本港民主运动亦自乱阵脚。

期望泛民人士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以多元战略,不同战术,分工合作,争取民主,尽早实现「一国两制」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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