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山评论】在党国逻辑下,我们的悲伤无处安放

2022.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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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评论】在党国逻辑下,我们的悲伤无处安放
粤语组制图

泸定地震了,6.8级。至今造成88 人死亡、30人失联。

在距芦山7.0地震发生9年、5.12汶川8.0级大地震14年后,我的家乡四川,再次伤痕累累。

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震央甘孜州的官府发布禁令称,因为防疫的原因,禁止民间志愿者前往灾区;72小时后,官媒发出了筹备多时的特稿,描绘了官方救灾人员的丰功伟绩,大意是,在悬崖和滑坡落石危险中,坚持救援。俗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汶川地震后斗转星移14载,依然是丧事喜办,套路没变。而我们的悲伤排山倒海,却无处安放。

14年前,我正在重灾区一线,亲眼目睹了这场人间悲喜剧:

在尸骨累累的绵竹县红白镇小学,我听见的是遇难孩子父母的彻夜的哀哭,渐至嘶哑,最后无声。与之相伴的,是那些在废墟中乱窜的失去主人的野狗,它们在苦苦地寻找永不再回来的主人,这些丧家之犬彻夜发出像狼一样的哀嚎。

另一方面,当听说高级领导要来,那些原本正在废墟中搜寻的军队,立即早早地列队在公路边数小时,准备著以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夹道欢迎。

那一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北川中学的临时授课点写下四个字:多难兴邦。

但我知道,个体的多难,仅仅是下一次灾难的开始,从来无以兴邦。

那时候,一家南方的报社被勒令召回记者,只是因为他们记录了死者亲人的悲伤。记者在被迫离开的时候,发表文章《在时间的长河里》以示抗议。

从5月的泪流成河,到6、7月的感动中国,再到决战红八月,尸山血海背后的悲伤,被轻轻翻过。至于悲伤的失独家长、孤苦无依的老人、失去父母的孤儿,从此不再是党国宏大叙事的主题。任何试图深度触及这个话题的人,都会被牢狱加身,如四川作家谭作人等。

那些14年前汶川震区的孩子们,现在已经成年,他们甚至无法知道谭作人的故事。在时间的长河里,他们,以及我们的悲伤仍在流淌,抑郁成疾,但无可诉说。

这一切,在9年前的芦山地震时重演。

灾难发生5个小时后,当我孤身一人翻山越岭进入震中的时候,所谓官方和军方的救灾队伍,正被堵在乡道上寸步难行,旌旗招展。

震天的口号,旌旗招展,从北川,到汶川,概莫例外。但我知道,真正的救灾,是不需要旌旗的。

如果说那一次他们有甚么变化,就是闭口不谈孩子们的伤亡,就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尽管,我亲眼目睹了名叫武杰的16岁少年的葬礼。他在睡梦中死于邻居倒塌的山墙。葬礼之后,他那一直强忍悲伤的父亲躲在废墟里突然嚎啕大哭。

从汶川到芦山,再到泸定,14年三震,其中还有频发的鲁甸、川南地震。但所有关于救灾的故事都如出一辙:徒步突进震中、徒步翻越悬崖、徒步运送伤患、救灾部队浑水煮泡面……

但不要指责那些中国的一线记者们,丧事喜办——这是党国宣传的逻辑,也是从业者消极抵抗的方式。正如一个前同事所说,我们无力反抗,但可以一本正经的恶搞。

事实上无论是汶川、芦山,还是泸定地震,都有人祸的痕迹。川西地震,几乎都涉及水电,川南地震,基本和叶岩油开采有关。但无论是汶川地震中的紫坪铺水库、泸定地震中的大渡河水电站、川南的叶岩油,都已经成为绝对的敏感词。

14年前,我们还可以公开调侃温家宝先生的「多难兴邦」。而如今,在中国,连这种调侃都已成为不可能。

党国语境下,汶川大地震中的民间互助和感动已消失殆尽,集体主义正在回潮,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剩下了我们的苦难和他们的表演。至于个体的权利,更是无足挂齿。这让人不寒而栗。

泸定地震之后,那些民间的义和团们,以抗疫的名义,对不戴口罩的邻居拳打脚踢;社区保安,就可以锁住人们的逃生之路。美其名曰: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围观者,却一片欢呼。

老舍说过,「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著无耻的笑声。」是的!我明白他的绝望。14年来,从汶川到泸定,在党国逻辑下,我们的悲伤,永远无处安放。

2013年4.20地震后,芦山大地震遇难少年武杰的葬礼。(火山 摄)
2013年4.20地震后,芦山大地震遇难少年武杰的葬礼。(火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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