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评论】中国防疫体系溃败,谁的责任?

20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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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情大爆发之际,中国举国上下都在等中共第一把手的指示,就像崇祯亡国时,所有人都在等崇祯的指示一样。1月20日,第一把手习近平的指示终于来了,这一天成了武汉疫情的指标日。

在1月20日之前,老百姓完全被蒙在鼓里,而知情人除了八名被约谈被训诫的医生之外,所有的政府官员,不管是武汉政府还是中央各个部门,包括防疫官员、卫生部门、警察部门和宣传部门,都三缄其口,他们都在等党的第一把手习近平的指示。习近平在疫情出现后奇怪地沉默了40多天之后,终于在1月20日说话了。如果说,在1月20日之前,中国的防疫系统处于对公众隐瞒疫情及不作为阶段,那么在1月20日之后,疫情的大爆发,使中国的防疫系统立即陷入了崩溃和濒临崩溃的边缘。

习近平那次讲话话音刚落,马上有成千上万的重症病人和疑似病例向武汉各医院蜂拥,导致医院在接诊、确诊、安排重症病人住院、提供日用口罩和防护服、消毒耗材等方面都不堪重负。医院无法收治的病人,有的回家隔离造成全家感染,有的在空荡的大街上游荡,在各医院之间穿梭求告无门,有的体力不支栽倒在街头。从那种世界末日一般的可怖景象中,外界看到了武汉人的惨状和中国防疫系统的溃败。

可以说,中国防疫系统的溃败,是造成武汉疫情迅速扩散的原因之一。我们都知道,经过2003非典之后,中国政府花了大力气建设与完善中国防疫体系,不仅加大投资于疾病预防和研究,改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升级全国监测系统,还增加了不少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因此而称中国现在已是传染疾病研究的领导国。有谁能料到,这个「领导国」的防疫体系,在武汉疫情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当年非典时期面临的所有问题,如隔离设施不足、资源严重短缺、大量医护人员感染、医院内部交叉感染严重等,今天几乎都重复发生在武汉疫情中,武汉面临的瓶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甚么中国防疫系统如此不堪一击?是医疗防疫系统投资不足吗?是医患比例严重失调吗?根据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的研究发现,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为医疗保障体系改革投入了大量资金。2003年,各级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达八百亿,2015年为一万亿,2016年则为四万亿。关于医患比例,德国之声说,中国每一位医生要照顾将近7000名民众,也就是7000比1,而国际上的公认标准比例是大约1500到2000比1。这对一个号称崛起的大国来说,如此低水平的医患比例,实在太讽刺!

但是,武汉疫情展示的中国防疫体系濒临崩溃,其重要原因并非在于投资不足,恐怕也不在于医患比例严重失调。而在于一系列非防疫因素。中国政府对付传染病,从非典开始到禽流感,再到现在的武汉疫情,实际上采用的是同一个应对模式,即,在疫情初期对大众隐瞒,地方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不敢作为不愿作为;当疫情发展到无法控制时,中央权威高调介入,采取严苛措施,待疫情被控制后,遂歌颂社会主义制度和党领导的优越性。在这套模式中,保证政权安全远远高于保证人民健康。

在武汉疫情中,中国花大力气花大钱建立的整个防疫体系并没有发挥作用。中国官僚从地方到中央照样隐瞒,照样不作为;非典时期的中国卫生部和武汉疫情中的中国卫健委都以「内紧外松」的政策对付,都不向民众通报。不同的是,非典时隐瞒疫情的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有能力敢担责的技术官僚如王岐山和吴仪,而现在,习近平政府中除了忠于他的亲信和子弟兵外,根本找不出这样的官员。此外,非典时期的中央权威并非当时刚走马上任的胡锦涛或温家宝,而是集体领导,「九龙治水」。但武汉疫情的中央权威却非习近平一人莫属,举国上下的官僚们都在眼巴巴地等著习核心的指示。

对中国防疫体系的溃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习近平是否应该「亲自负责」了?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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