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以來，關於美中兩國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在太平洋兩岸再次掀起熱議。這些熱議在特朗普和習近平會面前後達到高潮。
《華盛頓郵報》4月2日刊登一篇由美國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所做的文章，題目為“中美能否走出‘修昔底德陷阱’?”這篇文章談的是他即將出版的新書：《註定一戰:中美能否走出“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中的主要觀點。他說，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不願意開戰，原因就是這個“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必有一戰。“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來自修昔底德的名言“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由此而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
艾利森的文章刊于習近平與特朗普的首次會面之前，並非偶然。艾利森希望借此提醒兩個大國在摩擦不可避免的情況下，不要使衝突上升為戰爭。事實上，早在2013年6月，剛上任不久的習近平和奧巴馬在加州舉行峰會時，阿利森在《紐約時報》亦刊文“和平與崛起，中國能否兼得？”文中指出，中美未來勢必會發生一系列的矛盾衝突，兩個超級大國能否在不導致衝突升級至戰爭的情況下解決衝突？要避免戰爭，美中兩國領導人需要付出超乎尋常的甚至一代人的努力。
從筆者的閱讀來看，美中兩國對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大體可分為悲觀派和樂觀派。在美國，悲觀派多一些；在中國，樂觀派則多一些。在美中關係方面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基辛格，可能也是一個悲觀派。他去年年底對《大西洋評論》主編說，當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都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時候，會陷入軍事衝突，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美中兩國應對可能爆發的戰爭有充分的認識。此外，特朗普團隊中有好幾位鷹派智囊都相信美中必有一戰。但在中國，從最高領袖到官方媒體再到官方學者，樂觀的調子則唱的較響。
筆者將用兩節篇幅討論美中雙方是怎樣看待“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一節，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為何不斷警告“修昔底德陷阱”？第二節，面對“修昔底德陷阱”，習近平為何樂觀？
筆者以為，艾利森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提醒美中兩國領袖，有這樣幾個原因：第一，他認為“修昔底德陷阱”是理解當前美中關係的最佳視角。作為第一位把“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和中國崛起聯繫起來的學者，艾利森看到了中國日益增長的力量對美國的威脅，這種威脅類似于當年德國對英國的威脅以及雅典對斯巴達的威脅。
第二，他認為，美中兩國存在走向對抗的極端危險。他說，當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有取代一個處於統治地位國家的勢頭時，就應警惕：極端危險將至。在他的研究中，過去500年中，一個崛起大國挑戰另一個守成大國的情況共發生過16次，其中12次都引發了戰爭。
第三，他不大相信中國能實現和平崛起。他說，中國人很喜歡說“中國特色”，我不知道中國能否實現具有“中國特色的和平崛起”。但是他認為習近平和他的同事在考慮這個問題。他還說，我的目的不是鼓吹戰爭，而是要理解使戰爭變得更加可能的動機是什麼。
第四，他認為，中美發生衝突可能緣起一個極其普通的事件。目前美中關係面臨幾大壓力：臺灣獨立、朝鮮核彈和貿易衝突。艾利森自問自答，“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能夠在不發生戰爭的情況下解決這種結構性壓力嗎？能。”他的回答似乎挺樂觀，但他書的標題“註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卻並不樂觀。
第五，他認為，特朗普和習近平的強硬個性和對國家崛起的執著，有相同之處。這些相同之處如果導致兩國領袖在衝突中採取硬碰硬，不妥協的對抗姿態，那麼小衝突就會變成大衝突，大衝突就可能演化為戰爭。鑒於此，美中這兩個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領袖應當意識到可預計的風險，避免戰略誤判。
毫無疑問，避免戰略誤判，美中兩國領袖責任重大。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似乎體認到這一點，特朗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