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評論】趙紫陽在六四期間有機會和鄧小平攤牌嗎?(下)

2019-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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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兩篇談到,趙紫陽在六四期間既沒有意願也沒有實力與鄧小平攤牌,本篇討論到底是誰斷送了中國走向民主的最佳機會?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首先需要回答的是,當時的中國是否存在走向民主的機會?毫無疑問,三十年前的春夏之交,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確存在著中國向民主轉型的機會。這首先表現在,學生的以悼念胡耀邦為胡討公道而開始的學運,迅速轉化為一場要民主反腐敗並受到各界民眾支持的大規模民主運動。這場運動迅速擴散到上海、廣州、武漢、南京、成都、長沙、杭州等二十多個大中城市,並且引起台灣、香港、美國和歐洲各國的響應與支援。其規模之大,遠遠超過人們的想像。

其次,從學生提出的口號中可以看到他們是有政治訴求的,而這些政治訴求是平和的、理性的、有策略的,是有利於民主轉型的。他們在「4.27」大遊行中提出的統一口號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民主萬歲;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維護憲法;愛國無罪;新聞要講真話,抗議誣陷;人民萬歲;穩定物價;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人民警察保護人民,等等。

第三,學運初期是比較有組織、有秩序的。當時的公安部認為,「4.27」大遊行是有秩序、有紀律的,顯得冷靜而有策略;所提口號有策略性,遊行中沒有在橫幅或標語中出現反動內容;行動上未與警察發生硬性衝突。

那麼到底是誰斷送了中國走向民主的最佳機會?

最近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了幾本關於六四的新書。其中《最後的秘密》和戴晴的《鄧小平在1989》都揭露了一個基本事實,是鄧小平這位官方口中的所謂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親手掐死了中國走向民主的機會。

《最後的秘密》披露了1989年「六四」後,兩次中共高層會議的27份機密文件,極具史料價值。從介紹看,這些文件包括三大內容,1)中共元老向鄧小平表忠及擁護鎮壓決定;2)元老們使用措辭嚴厲的語言批評趙紫陽;3)支持趙紫陽反對鎮壓的胡啟立、芮杏文和閻明復發表懺悔聲明。這些文件證明,鄧小平在整個事件中是主導武力鎮壓的總拍板人,而中共的兩次會議就是要確定鄧小平出動部隊鎮壓和平抗議者是正確的。

戴晴則在她的新書《鄧小平在1989》中亦確認了鄧小平作為「六四總射擊師」的歷史角色。戴晴描述了鄧小平是如何在遣走趙紫陽訪問朝鮮後,指使李鵬炮制出「4.26社論」,激怒學生引發「4.27」大遊行,然後在4月28日至5月11日期間,神龍不見首尾(蘇曉康等都認為,鄧利用這段時間調兵遣將)。鄧小平在1989年操控權術、對觸動中共集權的改革派和學生大開殺戒的作用和形象,躍然紙上。出版人鮑樸說,這本書實際上證明,鄧小平是「中國80年代憲政改革的終結者」。

《最後的秘密》和《鄧小平在1989》和早幾年風靡一時的《李鵬日記》的調子是一致的。《李鵬日記》證實了六四鎮壓的最高決策者是鄧小平,而且只能是鄧小平,李鵬當時是用由衷的擁戴和頌揚的口氣肯定這一點的。他這本日記還佐證了中共元老楊尚昆、李先念、王震、彭真、薄一波、宋任窮和鄧穎超對鎮壓決策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從事後反思的角度看,學生特別是一些學生領袖,和黨內改革派一樣,完全沒有民主轉型的思想準備、組織準備和領袖準備。學生們低估了中共的殘暴,低估了鄧小平對學運的反感和憎惡,低估了中共固守政權的決心與意志,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而拒絕與黨內改革派聯手,等等。學生們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應當反思的教訓和策略性的錯誤。

但是,學生們縱使千錯萬錯,也不能證明政府用達姆彈和坦克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是正確的。鄧小平及其當時的李鵬政府的鎮壓之罪,從1989年「六四」凌晨第一聲槍響起,就已經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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