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評論】杜潤生的大節大義與大是大非

最近因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先生辭世，網上流傳著許多紀念杜老的文章，其中《炎黃春秋》徐慶全談杜潤生的文章“改革開放重要推手”，特別令筆者感動。杜潤生在他數十年幾起幾落的政治生涯中，體現出來的大節大義與大是大非，是我感動的主要原因。

杜潤生的大節大義表現在，他始終站在為農民說話，為知識分子說話的立場，即使為君王和黨內高層所不容。1948年中南土改時，杜潤生主持土改工作，提出給農民“四大自由”——商品交換的自由、借貸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關係的自由，土改很順利，也很有成就。毛澤東因此而看中了老杜，調他進京任新成立的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但毛很快就發現他看錯了人。1955年，毛澤東在合作化問題報告中，不點名批評了中央農村工作部“像一個小腳女人”，前怕狼，後怕虎，“數不清的清規戒律”。這批評就是針對跟不上毛思路的鄧子恢和杜潤生。之後，中央解除了杜潤生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的職務，調離了農村工作部門。這是杜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大挫折。

1956年，杜潤生因“小腳女人”的右傾作為被貶到中國科學院，隨後趕上了給知識分子造成滅頂之災的“反右運動”。他和張勁夫主持起草了一個文件，“在反右鬥爭中如何對待自然科學家的政策界限”，明確提出，要保護自然科學家。杜還提出把學術工作、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區別開來，不要隨便把學術問題、學術上的爭論，上升為政治問題，然後再上升為敵我問題。他建議，一時搞不清楚的問題，一時搞不清楚的爭論，都應暫時歸於學術問題，先把它穩定住。當時能夠大膽提出這種政策，絕非易事。

1966年“文革”開始後，科學界的造反派發動奪權，眼見知識分子又要遭殃，杜潤生和張勁夫商量，給中央寫報告，建議在“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中，要保護科學家、要保護科學界。為此，他去找陳伯達理論，卻被陳作為老右派，在中科院開啟了第一個挨鬥的先例，隨後被長期關押。這是杜潤生政治生涯的第二次大挫折。

盡管經歷這些挫折，杜潤生依然堅持在黨的路線鬥爭中，堅守自己的大是大非觀。用他自己的話，“右傾的時候多，左傾的時候少”。中共黨內形成了這樣的“定律”：“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左”是策略問題，右是方向問題；“左”是內部矛盾，右是敵我矛盾；“左”的片面性可以克服，右傾思想則比較危險。在此後的歲月中，這種意識不斷得到強化。在黨的意識形態控制下，杜潤生堅守自己的是非觀，也絕非易事。

杜潤生的大是大非觀還表現在，選擇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即使是站在黨的對立面上。1989年“六四”期間，杜潤生及李銳、於光遠、李昌堅決反對用武力鎮壓學生，事後遭中顧委批判，差點被開除黨籍。這是杜潤生的第三次大挫折。在這些挫折年代，用徐文中的話，杜老“同樣是光輝的，同樣是值得紀念的”。

杜潤生的大節大義和大是大非所表現的人格和人性，是站在黨性之上的。這和那些為君王唱贊歌、為專制唱贊歌的共產黨干部及其知識分子相比，實在有雲泥之別。在政治漩渦中隨波逐流，已經成為這些干部和知識分子保命保權的處世之道。徐慶全在文章中說，他接觸到的大多數老人在回首往事的時候，大致會有一個“黨正確我正確，黨錯誤我錯誤”的總結。這些芸芸眾干部，更顯出杜潤生的了不起。

一位前浙江省省長這樣稱贊杜潤生：“熱愛農民，熱愛知識分子，其偉大人格堪與胡耀邦同志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