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評論】杜潤生的大節大義與大是大非


2015-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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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先生辭世,網上流傳著許多紀念杜老的文章,其中《炎黃春秋》徐慶全談杜潤生的文章“改革開放重要推手”,特別令筆者感動。杜潤生在他數十年幾起幾落的政治生涯中,體現出來的大節大義與大是大非,是我感動的主要原因。

杜潤生的大節大義表現在,他始終站在為農民說話,為知識分子說話的立場,即使為君王和黨內高層所不容。1948年中南土改時,杜潤生主持土改工作,提出給農民“四大自由”——商品交換的自由、借貸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關係的自由,土改很順利,也很有成就。毛澤東因此而看中了老杜,調他進京任新成立的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但毛很快就發現他看錯了人。1955年,毛澤東在合作化問題報告中,不點名批評了中央農村工作部“像一個小腳女人”,前怕狼,後怕虎,“數不清的清規戒律”。這批評就是針對跟不上毛思路的鄧子恢和杜潤生。之後,中央解除了杜潤生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的職務,調離了農村工作部門。這是杜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大挫折。

1956年,杜潤生因“小腳女人”的右傾作為被貶到中國科學院,隨後趕上了給知識分子造成滅頂之災的“反右運動”。他和張勁夫主持起草了一個文件,“在反右鬥爭中如何對待自然科學家的政策界限”,明確提出,要保護自然科學家。杜還提出把學術工作、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區別開來,不要隨便把學術問題、學術上的爭論,上升為政治問題,然後再上升為敵我問題。他建議,一時搞不清楚的問題,一時搞不清楚的爭論,都應暫時歸於學術問題,先把它穩定住。當時能夠大膽提出這種政策,絕非易事。

1966年“文革”開始後,科學界的造反派發動奪權,眼見知識分子又要遭殃,杜潤生和張勁夫商量,給中央寫報告,建議在“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中,要保護科學家、要保護科學界。為此,他去找陳伯達理論,卻被陳作為老右派,在中科院開啟了第一個挨鬥的先例,隨後被長期關押。這是杜潤生政治生涯的第二次大挫折。

盡管經歷這些挫折,杜潤生依然堅持在黨的路線鬥爭中,堅守自己的大是大非觀。用他自己的話,“右傾的時候多,左傾的時候少”。中共黨內形成了這樣的“定律”:“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左”是策略問題,右是方向問題;“左”是內部矛盾,右是敵我矛盾;“左”的片面性可以克服,右傾思想則比較危險。在此後的歲月中,這種意識不斷得到強化。在黨的意識形態控制下,杜潤生堅守自己的是非觀,也絕非易事。

杜潤生的大是大非觀還表現在,選擇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即使是站在黨的對立面上。1989年“六四”期間,杜潤生及李銳、於光遠、李昌堅決反對用武力鎮壓學生,事後遭中顧委批判,差點被開除黨籍。這是杜潤生的第三次大挫折。在這些挫折年代,用徐文中的話,杜老“同樣是光輝的,同樣是值得紀念的”。

杜潤生的大節大義和大是大非所表現的人格和人性,是站在黨性之上的。這和那些為君王唱贊歌、為專制唱贊歌的共產黨干部及其知識分子相比,實在有雲泥之別。在政治漩渦中隨波逐流,已經成為這些干部和知識分子保命保權的處世之道。徐慶全在文章中說,他接觸到的大多數老人在回首往事的時候,大致會有一個“黨正確我正確,黨錯誤我錯誤”的總結。這些芸芸眾干部,更顯出杜潤生的了不起。

一位前浙江省省長這樣稱贊杜潤生:“熱愛農民,熱愛知識分子,其偉大人格堪與胡耀邦同志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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