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评论：从龙应台到刘亚洲，中国转型需要这样的社会良知

龙应台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她说她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但这样的崛起不是来自于军事力量或经济富强，而是根源于文明的崛起。龙应台指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就是看这个国家怎样对待弱势群体、怎么包容不同意见、怎么对待“异议人士”，也包括多数怎么对待少数。

文明、文明标准和文明尺度历来是龙应台关注的社会问题的核心。早在1984年，她从美国拿到文学博士回到台湾，对台湾的不公不义没有尊严的环境不能忍受，于是以锋利的文辞和咄咄逼人的气势草就了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之后集结的批评文集《野火集》中，她呼吁台湾成为文明的、当局能够容忍异见，民众和学生敢于批判和思考的地方。后来这本文集和龙应台的野火精神从台湾烧到了香港烧到了大陆，也从上个世纪烧到了这个世纪。

2006年，《中国青年报》的“冰点”版面因刊登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被查封，龙应台于是撰文“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文中，她把文明定义为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对贫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对国家暴力的绝不容忍，对统治者的绝不信任，对知识的敬重，对庶民的体恤，对异议的宽容，对谎言的鄙视，等等。

用这样的文明尺度衡量胡锦涛当局，龙应台批评说，“胡锦涛”三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代表一种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专制集权；在追求平等的大趋势里，它严重的贫富不均。她直截了当地说，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份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龙应台非常在乎文明，因此她可以在北大演讲时理直气壮地说，如果没有文明，大国崛起和血浓于水宁可不要，因为没有文明的崛起对中国对人类都很危险。

像龙应台在乎文明一样，刘亚洲在最近接受《凤凰周刊》的专访中，表达了和龙应台相似的理念。在这篇专访中，他先是猛烈批评中国举国上下对金钱的迷信，然后说，迷信金钱力量的民族，是落后和愚昧的民族，而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

他说，一个有著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民族应当依赖的，一是观念的力量，而独尊皇权是百年来中国多次借鉴西方的政治改革都半途而废的一个重要背景；二是制度的力量，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三是真理的力量，中国不缺乏真理，但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民众心中种下了独立思考的种子，而国力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论述力。

刘亚洲一向言论大胆，代表军中有良知有远见的“异类”。当然，刘亚洲的身份很特殊，太子党的光环可以保护他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但是，像他一样身披太子党光环的红色后代，何其之多，又有几人像他一样，能够秉承良知，秉笔直书？有人劝他藏起锋芒，他表示愿作思想先锋，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

对中国未来的出路，刘亚洲先生显然很乐观。他说，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他为何这么乐观，外界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艰难转型，需要更多的像龙应台和刘亚洲这样的社会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