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评论:中国的政治发展瓶颈――读《南方周末》“十一”特刊

当铺天盖地的红色主旋律笼罩著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大庆时,一个理性、反思的声音从《南方周末》响起。“我们有优雅的器物,我们有庄严的思想,但是三千年来无论旧王朝如何更替,始终没有能够创造出一种机制,把权力关进笼子。没有制约的权力,在三千年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恣意奔腾,人民无论怎样辛勤地创造,都无法满足它那黑洞般贪婪的胃口。每个朝代的肌体刚刚走向康复,文明刚刚有了一点积累,很快又被权力的病毒所袭击,最终都成为一部失败的王朝史。”这是《南方周末》“十一”特刊——资治通鉴的编者按。

200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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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在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之际,把唐宋元明清五大朝代建立王朝前六十年的得失与成败整理出来,呈给读者,希望像古人说的那样,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光看这些文章的的标题,就知道《南方周末》的编辑们是如何用心良苦了。

譬如,关于唐朝的两篇文章,一篇叫“平治之世,不测之忧,”说的是唐太宗创下的大唐盛世差点被武则天的权力欲摧毁。即便唐朝初期搞了一些立法、审议和执行互相制衡的制度性建设,仍然不能制约至高无上的皇权。今天的中共政权虽然由党天下取代了家天下,但党权控制一切垄断一切对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无疑隐含著“不测之忧。”

另一篇叫“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唐太宗在总结了隋朝的暴政后,提出国家要“藏富于民”而不是“盈其仓库,”意思是,一个国家富不富就看老百姓富不富,若老百姓不富,君王怎么可以富呢?一个1000多年前的封建皇帝尚知道要藏富于民,而如今自诩为“以民为本”的胡锦涛政权,却在大搞国进民退,官肥民瘦。

文章还提到唐太宗李世民纳谏的雅量。唐太宗靠手足相残登上王位,为了修补合法性的缺陷,李世民启用魏征、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等,广纳异见,搞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教改革,使唐朝空前繁荣,形成“贞观之治”。相比之下,胡锦涛非但没有纳谏的雅量,还把提出不同意的众多知识分子,以荒诞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投入监狱。

关于宋朝的文章“从‘剥皮实草’到宣德炉,”讲的是明朝前六十年,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官僚的贪污腐败极度痛恨,对贪官的惩罚十分严酷,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实草,后来更是不分轻重,一律砍杀。然而手段的残酷,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腐败。明朝后期,专制的土壤,失效的监督机制,使贪腐成为亡国的重要原因。当今的中共政权之腐败比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专权和舆论监督严重缺位,使整个官僚系统自上而下腐败堕落,如今已经到了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地步。

柏杨先生在坐国民党的监狱时研究资治通鉴,发明了瓶颈定律。这个定律讲的是,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如果王朝平稳渡过了瓶颈时期,大抵可以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

有人说,柏杨的这个瓶颈定律,假设很大胆,求证却不够小心。但如果用大历史观审视中共建政六十年,透过繁荣的盛世表像,则可以看到已经攀上经济增长巅峰的中共现政权,面临著仍然绕不过去的政治瓶颈。这个瓶颈就是任凭权力恣意妄为,不受约束,不受制衡,任意侵袭社会文明的肌体。不把权力关进笼子,中共所沾沾自喜的经济繁荣,也会像其他朝代一样,最终化为乌有。

《南方周末》试图开一剂醒世良药,让沉醉在盛世喧腾中的中共执政者清醒。面对历史这面镜子,执政者应当看到什么?是三权制衡还是专权独断?是藏富于民还是官肥民瘦?是纳谏还是拒谏?是反腐亡党还是不反腐亡国?正处于七年之痒的胡锦涛政权,选择的是专权独断,是拒谏,是官肥民瘦,是宁肯亡国也不亡党。

“三千年的历史已是明证,不对权力予以制衡,不注入现代文明的新元素,老树注定开不出新花。这片土地的人民就始终不能告别三千年的失败循环”。胡锦涛在政治局的左右手,已经在年初纷纷表态,中共就是要否定普世价值,否定三权分立,否定多党制。如此拒绝现代文明的新元素,胡锦涛政权真要一条道走到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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