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评论：诺贝尔和平奖，文明和野蛮彼此“说不”

中共自己掌握了国内一切舆论工具，对老百姓来说，党的喉舌不由分说地垄断了所谓“世界的真理”。但是在真正的世界舞台上，它扮演的常常就是闹剧里的小丑角色。其实中共也为自己在世界上未能拥有话语权而烦恼，所以北京当局斥巨资搞“大外宣”，就是为了扩大话语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御用学者说，毛泽东时代解决了中国“挨打”问题；邓小平时代解决了中国的“挨饿”问题；现在要解决中国的“挨骂”问题。所谓“挨骂”问题，就是专制主义价值观在世界文明主流面前的粗鄙、龌龊、野蛮的问题，那是极权政治的性质本身所决定的，决不是花大钱搞“大外宣”就能化解的。

更有一种痼疾难以根治，就是凡属专制政权都有道德自残乃至自我毁灭的倾向，这可以说是来自 DNA 的家族遗传病。因为它平时对自己治下的人民粗暴蛮横惯了，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如果太平无事，它还可以装著一团和气，但只要遇到危机，它基因里的野蛮粗鄙就会释放出来。这次中共对诺贝尔和平奖的种种应对，致使京奥和世博用金山银山堆出来的“形像工程”毁于一旦，令整个文明世界瞠目结舌，觉得京奥的火树银花和世博的琼楼玉宇，都是海市蜃楼一般的幻影，眼前这头张牙舞爪的狰狞巨兽，才是专制主义大国的真实形像。

中共禁止治下国民谈论颁奖典礼，北京禁止酒楼六人以上的聚餐，“空椅子”列为网络限制词；海外华人出席观礼将被列入禁止入境中国大陆的黑名单；北京更向全世界发出威胁，各国不得派代表出席奥斯陆颁奖典礼，否则会“严重影响两国关系”；连外国传媒密集报道此事的驻华记者都被打入另册。这些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显见得中共是把国内“和谐”招术照搬过来，在整个世界舞台上表演它在天安门广场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维稳”，祭出各级联防的重重截访的经验。

极权统治者如此低下的心智和愚蠢的反应，本身就是对中国的极大羞辱。专制主义的决策，通常从多种可能之中选择最坏的一种，愈是遇到大危机，越是如此。毛泽东时代几次浩大的政治经济灾难，都是决策者作出的最坏决策。后文革时期的八十年代，决策趋于温和良性，实行放权让利，但八九民运一来，又选择了六四镇压的最坏决策。这同样是专制政治的DNA所决定的，但有时最高统治者的心智水平，可以令这种专制 DNA 得到少许收敛或者变得更坏。譬如，如果是江泽民处理刘晓波案件，他的立场决不会和胡锦涛有任何不同，但处理手法却未至于那么拙劣。胡锦涛可以说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平庸的“核心”，诚然这不是什么个人资质和能力问题，归根到底是这种制度不能弃恶从善，不能融入文明主流。

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得到西方发达国家许多支持、援助和赞扬，过去国际社会一直觉得市场经济能够渐渐消解极权控制，能够催生公民社会和新的价值观，令古老的东方专制主义水滴石穿，凤凰涅磐。但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年之后，呈现在世人眼前的事实却是，中共的党产国库越是充盈，它越是不肯放弃和利益挂钩的政治权力，越是不肯对人民释放出现代公民权利，这令国际社会深感挫折和沮丧，刘晓波获奖正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路向的批评、劝谕和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