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己掌握了國內一切輿論工具,對老百姓來說,黨的喉舌不由分說地壟斷了所謂“世界的真理”。但是在真正的世界舞台上,它扮演的常常就是鬧劇裡的小醜角色。其實中共也為自己在世界上未能擁有話語權而煩惱,所以北京當局斥巨資搞“大外宣”,就是為了擴大話語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御用學者說,毛澤東時代解決了中國“挨打”問題;鄧小平時代解決了中國的“挨餓”問題;現在要解決中國的“挨罵”問題。所謂“挨罵”問題,就是專制主義價值觀在世界文明主流面前的粗鄙、齷齪、野蠻的問題,那是極權政治的性質本身所決定的,決不是花大錢搞“大外宣”就能化解的。
更有一種痼疾難以根治,就是凡屬專制政權都有道德自殘乃至自我毀滅的傾向,這可以說是來自 DNA 的家族遺傳病。因為它平時對自己治下的人民粗暴蠻橫慣了,與外部世界打交道時,如果太平無事,它還可以裝著一團和氣,但只要遇到危機,它基因裡的野蠻粗鄙就會釋放出來。這次中共對諾貝爾和平獎的種種應對,致使京奧和世博用金山銀山堆出來的“形像工程”毀於一旦,令整個文明世界瞠目結舌,覺得京奧的火樹銀花和世博的瓊樓玉宇,都是海市蜃樓一般的幻影,眼前這頭張牙舞爪的猙獰巨獸,才是專制主義大國的真實形像。
中共禁止治下國民談論頒獎典禮,北京禁止酒樓六人以上的聚餐,“空椅子”列為網絡限制詞;海外華人出席觀禮將被列入禁止入境中國大陸的黑名單;北京更向全世界發出威脅,各國不得派代表出席奧斯陸頒獎典禮,否則會“嚴重影響兩國關系”;連外國傳媒密集報道此事的駐華記者都被打入另冊。這些近乎歇斯底裡的反應,顯見得中共是把國內“和諧”招術照搬過來,在整個世界舞台上表演它在天安門廣場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維穩”,祭出各級聯防的重重截訪的經驗。
極權統治者如此低下的心智和愚蠢的反應,本身就是對中國的極大羞辱。專制主義的決策,通常從多種可能之中選擇最壞的一種,愈是遇到大危機,越是如此。毛澤東時代幾次浩大的政治經濟災難,都是決策者作出的最壞決策。後文革時期的八十年代,決策趨於溫和良性,實行放權讓利,但八九民運一來,又選擇了六四鎮壓的最壞決策。這同樣是專制政治的DNA所決定的,但有時最高統治者的心智水平,可以令這種專制 DNA 得到少許收斂或者變得更壞。譬如,如果是江澤民處理劉曉波案件,他的立場決不會和胡錦濤有任何不同,但處理手法卻未至於那麼拙劣。胡錦濤可以說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平庸的“核心”,誠然這不是什麼個人資質和能力問題,歸根到底是這種制度不能棄惡從善,不能融入文明主流。
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年,得到西方發達國家許多支持、援助和贊揚,過去國際社會一直覺得市場經濟能夠漸漸消解極權控制,能夠催生公民社會和新的價值觀,令古老的東方專制主義水滴石穿,鳳凰涅磐。但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三十年之後,呈現在世人眼前的事實卻是,中共的黨產國庫越是充盈,它越是不肯放棄和利益掛鉤的政治權力,越是不肯對人民釋放出現代公民權利,這令國際社會深感挫折和沮喪,劉曉波獲獎正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路向的批評、勸諭和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