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己掌握了國內一切輿論工具，對老百姓來說，黨的喉舌不由分說地壟斷了所謂“世界的真理”。但是在真正的世界舞台上，它扮演的常常就是鬧劇裡的小醜角色。其實中共也為自己在世界上未能擁有話語權而煩惱，所以北京當局斥巨資搞“大外宣”，就是為了擴大話語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御用學者說，毛澤東時代解決了中國“挨打”問題；鄧小平時代解決了中國的“挨餓”問題；現在要解決中國的“挨罵”問題。所謂“挨罵”問題，就是專制主義價值觀在世界文明主流面前的粗鄙、齷齪、野蠻的問題，那是極權政治的性質本身所決定的，決不是花大錢搞“大外宣”就能化解的。
更有一種痼疾難以根治，就是凡屬專制政權都有道德自殘乃至自我毀滅的傾向，這可以說是來自 DNA 的家族遺傳病。因為它平時對自己治下的人民粗暴蠻橫慣了，與外部世界打交道時，如果太平無事，它還可以裝著一團和氣，但只要遇到危機，它基因裡的野蠻粗鄙就會釋放出來。這次中共對諾貝爾和平獎的種種應對，致使京奧和世博用金山銀山堆出來的“形像工程”毀於一旦，令整個文明世界瞠目結舌，覺得京奧的火樹銀花和世博的瓊樓玉宇，都是海市蜃樓一般的幻影，眼前這頭張牙舞爪的猙獰巨獸，才是專制主義大國的真實形像。
中共禁止治下國民談論頒獎典禮，北京禁止酒樓六人以上的聚餐，“空椅子”列為網絡限制詞；海外華人出席觀禮將被列入禁止入境中國大陸的黑名單；北京更向全世界發出威脅，各國不得派代表出席奧斯陸頒獎典禮，否則會“嚴重影響兩國關系”；連外國傳媒密集報道此事的駐華記者都被打入另冊。這些近乎歇斯底裡的反應，顯見得中共是把國內“和諧”招術照搬過來，在整個世界舞台上表演它在天安門廣場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維穩”，祭出各級聯防的重重截訪的經驗。
極權統治者如此低下的心智和愚蠢的反應，本身就是對中國的極大羞辱。專制主義的決策，通常從多種可能之中選擇最壞的一種，愈是遇到大危機，越是如此。毛澤東時代幾次浩大的政治經濟災難，都是決策者作出的最壞決策。後文革時期的八十年代，決策趨於溫和良性，實行放權讓利，但八九民運一來，又選擇了六四鎮壓的最壞決策。這同樣是專制政治的DNA所決定的，但有時最高統治者的心智水平，可以令這種專制 DNA 得到少許收斂或者變得更壞。譬如，如果是江澤民處理劉曉波案件，他的立場決不會和胡錦濤有任何不同，但處理手法卻未至於那麼拙劣。胡錦濤可以說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平庸的“核心”，誠然這不是什麼個人資質和能力問題，歸根到底是這種制度不能棄惡從善，不能融入文明主流。
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年，得到西方發達國家許多支持、援助和贊揚，過去國際社會一直覺得市場經濟能夠漸漸消解極權控制，能夠催生公民社會和新的價值觀，令古老的東方專制主義水滴石穿，鳳凰涅磐。但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三十年之後，呈現在世人眼前的事實卻是，中共的黨產國庫越是充盈，它越是不肯放棄和利益掛鉤的政治權力，越是不肯對人民釋放出現代公民權利，這令國際社會深感挫折和沮喪，劉曉波獲獎正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路向的批評、勸諭和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