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认为是中共极左派代表的邓力群，1996年图片。（ROBYN BECK / AFP）
2月17日，习近平率六名常委，在八宝山为中共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被广泛称作“左王”的邓力群举行超常规追悼会。左派为此大声喝彩，自由派却很担忧：习近平此举，到底要向外界传递什么信号？
邓力群被称为“左王”，但他不是一直都左。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邓力群为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邓小平挡住了来自“四人帮”的子弹，邓小平对他的政治担当很是赞赏，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一个邓力群。四人帮倒台后，邓力群在反对“两个凡是”、支持恢复高考、扶持中青年、支持农民搞包产到户、关注农村改革等方面，都走在前边。可以说，那时的邓力群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很得人心。
但是，邓力群很得人心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981年夏季，在批判《苦恋》的问题上，邓力群站在邓小平的立场上，认为文艺界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见《十二个春秋》，209页），为《苦恋》扣上了歪曲历史和现实，丑化党和社会主义的大帽子。1984年，在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中，他配合邓小平，反对周扬和王若水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并以中宣部部长名义，令刊载周扬文章的《人民日报》社长和总编王若水、秦川作检讨，认为他们违反组织纪律，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邓力群因此而在知识分子中，留下很坏的名声。
如果说那时的邓力群在思想清污方面，还只是个秉承邓小平意志的得力助手，那么到了80年中期，邓力群的“左”就越走越远，甚至到了邓小平都和他分道扬镳的地步。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1986年9月18日他和邓小平的一个谈话（《十二个春秋》，401-407页）。这个谈话是关于邓力群和邓小平对《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争执。
原文中有一段话，“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力群认为最重要，却被邓小平删掉了。此外，文中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可能会卷土重来的段落，也被邓小平圈掉了，邓力群不同意邓小平的这种删改，并为自己辩护，邓小平于是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邓小平也不赞同邓力群对雇工的看法，不满意邓力群和胡乔木扩大他和陈云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谈话之后没多久，王震告诉邓力群，在一个只有少数人参加的会上，邓小平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
1987年，邓小平在屡次讲话中提到，既要反右，更要反左，显然有所指。4月26日，邓小平说，“搞社会主义，搞四个现代化，有‘左’的干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著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4月30日，邓小平又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225-229页)。
1989年，邓力群认为六四事件证明他是正确的。之后，他在“姓社姓资”和阶级斗争问题上推出一系列文章，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一股猛烈的质疑改革的回潮风。作为一种回应，邓小平在1992年1月，再次提出反左的问题，他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375页）。邓小平讲话中的理论家，应当就是指包括邓力群在内的左派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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