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评论:拒绝宪政,中国面临危险变局


2013-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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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5月是个可以记入史册的5月。一篇不知名学者的缪文在中国舆论界和理论界掀起一阵猛烈的诡异的反宪政之风,有人称之为“反宪政的五月逆流”。

这个“五月逆流”源于人大法学院教授杨晓青在《红旗文稿》发的一篇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该文称,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不适合社会主义,没有普适性。紧跟着这篇“宪政姓资不姓社”的文章,《人民日报》、《环球时报》、《解放军报》连续发表文章,称西方理论不适合中国,宪政就是要颠覆共产党政权,否定中国发展道路,云云。

这些文革大字报式的文章被众多宪政学者批评得体无完肤。他们说,杨晓青们逻辑混乱,论证乏力,违背常识,违背良知,其文章充其量就是小儿科水平,而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是严肃作者,只是投机而已。何以这些投机者的小儿科文章,有那么大能耐掀起这股逆流呢?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宪政这个词,在中国官方话语体系中相当罕见。就连《环球时报》都承认,“‘宪政’概念突然走进舆论场,是中国主流政治发展之外的一个枝杈”。显然,中国官方过去根本没把“宪政”这个政治枝杈放在眼里,那么,为何中共喉舌现在突然染指宪政,介入这个枝杈舆论场?其目的是什么?

按照《环球时报》的说法,他们发现,宪政根本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政治主张,他们不能把这块阵地让给自由派。而法学界有更深层的担心,担心喉舌此举是要废掉82年宪法,回归旧制。法学教授高全喜说,这个反宪政逆流“是把本来就矛盾重重的社会撕开,政治朝左走,政治宪法朝左走,回到75、79宪法体制上去,然后把法律宪法予以资产阶级妖魔化。如此导致的结果很可怕,因为这样就等于把中国社会的最大公约数灭掉了”,“否定现行宪法,一个社会的合作基础就没有了,无序的时刻就开始了”。

笔者以为,中共喉舌之所以介入他们过去不曾涉及的宪政争论,和习近平的“左”的政治理念和执政方向有莫大关系。有人认为,是刘云山把习近平绑上反民主宪政的战车,我不认为刘云山有这样的本事。我倒是认为,习近平大幅向左转等于向宣传口传递了明确的信号,而刘云山若不是号准了习近平的政治脉搏,他绝无胆量乱来。

同时,习近平大幅向左转也极大地激励了极左势力。极左势力在体制内外形成合力,甚至和执政高层呼应,试图进一步左右政局。这种极左的政治合力,对中国政治进步有致命的危险的杀伤力。就在这两天,一些极左派向自由派发出喊杀喊打的声音。他们中有人说,应当对李伟东、茅于轼、吴敬琏、张维迎、资中筠、袁伟时、何兵、张五常、吴稼祥等这样的自由派,隔几年抓一批杀一批;还说,前苏联的819事件根本原因是行动者过于犹豫,对自由派过于善良和仁慈,在关键时刻对阵自由派就一个字杀!如不能选社会主义,宁选法西斯也不要自由主义。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政局的走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极大的危险变数。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正在挑战中国的未来。一种前途是回归旧体制,回归文革极左路线,靠社会高压维持一党统治,甚至不惜穷兵黩武,走向法西斯化,其结果必然使中国完全脱轨于人类文明主流。另一种前途是,寻找一种能够监督政府、约束官员、保护人权的制度化调节机制,营造多元格局,恢复社会活力,凝聚民族共识,重建基本文明。关于第二种前途,除了宪政体制外,人类社会尚不存在其他更有效的体制。

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中国过去的邻国兄弟党们,带领他们的国家已纷纷走出专政,走向宪政。苏联经过70多年的曲折,终于从专政又回到宪政民主大道上。蒙古在走过70多年的斯大林专政社会主义后,也确立了宪政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柬埔寨在红色高棉的残酷专政下,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在1993年恢复了君主立宪制。蒋经国1987在台湾开放党禁报禁,开启了中华民族第一个宪政民主新纪元。

中国到底向何处去,是要宪政还是不要宪政,是关系到中国前途的大问题。拒绝宪政的中国只有一个前途,就是法西斯化;没有宪政的“中国梦”只有一个梦,就是法西斯梦。(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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