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延海评论:大卫生部也无法处理好中国卫生问题

中国卫生部日前发布《“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提出建立促进国民健康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医疗保障与服务统筹一体化的“大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提出把涉及人民健康的若干职能相近的部门,如卫生、医疗保障、计划生育、环境保护、体育运动等部门,可以考虑逐步合并,建立国家健康福利部或国家健康委员会。《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涉及多个部委,但由于政出多门,既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也不利于问责制的落实。

2012-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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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建立“大卫生”行政管理体制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有利于落实问责制的说法不敢苟同。合并涉及人民健康职能的多个部门,建立大卫生部或大健康部,就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加强问责制,是基于对统一的行政长官权威性的迷信,而不是基于对法律制度的尊重,也不了解政府透明和公众参与管理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性。

在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内,行政首长和政务官首先对上级领导或部门负责,而不对人民或人民健康负责,对卫生部门或医疗卫生单位枉法坑害人民健康的情况置若罔闻。比如,90年代中期,河南等地出现大量有偿献血浆人员和接受输血的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肝炎,但卫生部至今依然不公开污血案导致艾滋病流行的真相,继续迫害揭露真相的医务人员和公益人士。至今,没有一位卫生官员因为90年代污血案而受到处罚。

中国卫生部门缺乏效率,不对人民健康负责任,首先是因为官僚体制根本无视自己颁布的法律政策,并通过行政手段干扰法律的实施,比如河南省全省境内法院不得接受艾滋病人提交的诉讼案件,就是行政部门践踏法律的例证。“大卫生部”或“大健康部”只能是强化行政长官的权威,将赋予卫生部更大的一手遮天的权力,而无助于公众参与和政府透明。

即便在现有的卫生部门内,各个部门之间也是缺乏沟通的。各个部门之间不沟通、不合作,我行我素,就是自上而下官僚体制的结果。官员们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无论卫生部大小,都不会有效率。

笔者在1999年秋天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亚太艾滋病大会上,向参加会议的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提问,询问输血感染艾滋病的赔偿和责任问题。殷大奎现场表示,卫生部早就血液安全问题提出文件,但血站不归自己管,他也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希望合并部委建立大卫生部来解决效率和责任问题是一个多么荒唐的说法。

笔者认为,中国需要加强医疗卫生部门的协调、合作,需要的话,可以合并,但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需要依照现有法律办事,需要执行现有的法律,对渎职枉法的卫生官员绳之以法,才是解决好卫生部门或单位的工作效率和落实问责制的基础。同时,中国卫生部门需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让人民对医疗卫生事业知情和可以参与。

总之,中国卫生事业改革,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发展,需要建立在法治、透明和民主的基础上,而不首先是政府大小或权力大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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