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4日，北京維權人士胡佳的太太曾金燕到北京市監獄探視胡佳。在短暫的會見中，胡佳突然臉色蒼白、頭上冒汗，左腹劇痛。胡佳的異常病症，使會見不得不提前結束。曾金燕表示無法得知胡佳進一步的健康情況，為胡佳的健康擔憂。
2009年7月，浙江維權人士、異議畫家嚴正學在接到病危通知後提前出獄。出獄前，他已多種疾病纏身，包括心腦血管疾病、血壓很高；用他自己的話說，能夠活著出來，很不容易。2008年4月，嚴正學曾經因為病重從監獄醫院轉到地方醫院搶救。
2010年6月，浙江異議作家力虹在病危的情況下才獲保外就醫，半年後去世。筆者認為，中國監獄監所需要承擔起對在押人員的醫療責任，監獄監所醫療工作，應該遵照中國國務院頒發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和《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同時，監獄監所需要適時啟用保外就醫或取保候審的機制，允許對社會無現實危害的在押人員出獄、在家人照顧下接受醫療，監獄和監所需要對保外就醫或取保候審人員的醫療提供協助。
2010年8月，河南艾滋病感染者田喜因為參與維權活動被當地政府陷害、羈押在河南上蔡縣看守所。田喜的遭遇引起人們對艾滋病感染者在監獄或監所醫療和生活待遇的關注。2004年，中國對艾滋病感染者實現免費醫療和關懷政策，同時建立專門的監獄或監室關押在押的艾滋病感染者。在建立專設的艾滋病監獄或監室，河南省各地政府就曾經威脅當地的艾滋病維權人士，不老實，就把你送到監獄裡去。
但是，中國政府對艾滋病感染者的免費醫療和關懷政策，不僅沒有惠及在押的感染者，而是感染者缺乏基本的人道待遇，比如田喜在押期間，艾滋病抗病毒治療藥物是家人多次催促下政府才予以送達；在這個寒冷的冬天，專門關押感染者的看守所竟然沒有取暖設施；看守所給在押的感染者也是一樣地提供稀飯和饅頭，缺乏基本營養。
筆者在過去的工作中獲悉，在河南省和雲南省等艾滋病流行嚴重地區，感染者在監獄或監所完全沒有醫療，更別說關懷和照顧。當感染者病重之際，監獄監所就通知家人辦理保外就醫、取保候審或就予以釋放，而不承擔後續的醫療責任。很多感染者出來後，因為長期羈押，並不享受現成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而不符合貧困病人可以獲得免費醫療或照顧的待遇，令感染者出監獄或監所後完全失去任何醫療。
中國《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承諾，“進一步完善被羈押者的處遇制度”，“完善被羈押者生活衛生管理制度和醫療保障機制”，保障被羈押者的權利與人道待遇。但顯然，承諾尚未兌現。
筆者以為，中國社會處於轉型時期，各種政治和社會矛盾激化，許多維權人士和社會人士羈押。或許，問題一時半會難以得到各方滿意的處理，但完善監獄和監所醫療制度，防止虐待在押人員，給在押病人提供良好的醫療和照顧，必要時啟用保外就醫機制，可以更好地體現當政者的人道主義精神，為社會政治領域創造了彈性的空間，避免社會政治矛盾進一步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