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艾滋病防治條例》第八條提出“國家鼓勵和支持開展與艾滋病預防、診斷、治療等有關的科學研究，提高艾滋病防治的科學技術水平；鼓勵和支持開展傳統醫藥以及傳統醫藥與現代醫藥相結合防治艾滋病的臨床治療與研究。” 艾滋病防治條例完全不涉及從社會科學角度研究艾滋病問題，就是上述生物醫學模式的佐證。
僅僅從生物醫學角度來研究艾滋病，將無法了解人類的行為和精神衛生狀態，而行為和精神衛生狀態對預防艾滋病傳播和病人積極獲得醫療至關重要。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面臨無知的挑戰。
一旦被診斷為艾滋病病毒感染，感染者時常出現很多心理問題，需要良好的艾滋病咨詢和心理衛生服務。特別是對於因為輸血感染艾滋病的受害人，心理創傷尤為嚴重。
1990年中後期，中國出現了數以萬計的因為輸血感染艾滋病的受害人。因為醫院一般不會主動告知輸過血的人來檢查艾滋病，因為醫院不願意承擔輸血傳播艾滋病的法律責任和經濟賠償的責任，所以感染者往往自己並不知道自己被感染，出現健康問題後，往往到處求醫，最後病重後才被發現已經感染艾滋病。很多輸血感染艾滋病的受害者在發現被感染後，同時發現配偶和孩子也被感染，幸福的家庭被毀滅，內心的痛苦和憤怒是強烈的。
輸血艾滋病感染者因為缺乏心理預期，當病重後被發現感染艾滋病，一般心理難以接受，傾向於采取法律行動要求醫院賠償。法院通常不給立案，病人得不到賠償，往往導致一些病人出現極端的行動，以死抗爭，比如威脅要火燒醫院、在政府門前威脅自殺、威脅惡意傳播疾病等。
失去其他的親人，比如婦女分娩前後輸血感染艾滋病的，往往孩子也被感染。目睹孩子的痛苦、疾病和死亡，母親的心都要碎了。
被發現感染艾滋病後，如何適應工作的環境，如何適應在家庭中的角色，如何處理歧視問題，也增加了人們的心理負擔。
很多輸血感染者在法院不立案的情況下，走上來北京上訪的道路。在上訪維權過程中，不被政府重視，問題得不到解決，乃至受到迫害，被關黑監獄、拘留、勞教，加劇人們的痛苦，惡化人們的心理衛生狀況。
一些感染者從監獄和看守所出來後，心理狀況更加惡化。艾滋病病毒可以直接傷害人的神經系統，引發精神衛生和行為問題。長期的藥物治療，家庭生活中的禁欲，引發很多心理問題。
中國應該加強艾滋病相關的心理衛生狀況的研究，為感染者提供心理衛生服務，幫助感染者獲得積極的治療，同時采取措施預防艾滋病的傳播。但是遺憾的是，中國政府卻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出現心理衛生問題的人們看成潛在的威脅，采取監控措施管制感染者和心理出現問題的人們。今年以來，中國政法委領導多次在講話中提到精神衛生相關的社會管制和艾滋病感染者的管控機制。
筆者認為，面對心理衛生或精神疾病、艾滋病問題，中國政府應該加強相關社會科學的研究，加強心理衛生服務，用人性化的方式來處理相關問題，而不是把人監控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