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日记】当疫情和新闻自由同时告急


2020.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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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2020年4月8日 香港 晴

我的对上一篇的抗疫日记,写于2003年3月31日,那天清晨,港府颁布「隔离令」,宣布将爆发沙士疫情的牛头角淘大花园E座整幢大厦封锁,勒令大约300名居民在家隔离十天,并将大厦全面进行消毒。

那时候,网络科技不如现在发达,没有手机即时通讯,亦没有即时新闻,很多居民都不清楚状况,一觉醒来才知道被困在家中,感到很无助、恐惧,只能收看电视新闻的特别消息,或者收听电台新闻,而他们的唯一申诉渠道,也只有联络传媒。

有些居民会致电报馆求助,亦有居民想方法与一班在楼下采访的记者「接触」,例如有低层住户,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写在多张白纸上,然后揉成纸团掷出窗外,希望给记者拾获,这很像电视剧集的求救情节,却是真实画面。

当年我是某间报馆的突发记者,那天在公司吃了午饭后返回岗位,突然接到总编辑的指示,要帮忙写抗疫日记,然后同事拿了一个纸团回来给我,我便奉命按著纸团上的资料,致电联络那位太太。我已忘了她的姓氏,只记得电话中的她很旁徨,不断批评政府的隔离措施,其身后却传来小孩子在嬉戏的天真澜漫笑声,情景很讽刺。

我联络的这个家庭没有很特别的故事,那位太太只想我充当聆听者,也算是记者的工作之一。反而有前辈收到另一位女居民的来电求助,恳求他帮忙将手机充电器送往医院,给因为发烧正接受隔离治疗的女儿,让她可与女儿通话,不用牵肠挂肚。不过,记者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既无法走近疫厦,也无法接触隔离病人。翌日,政府又公布新安排,紧急将这班居民撤离,送往西贡和鲤鱼门两个度假村继续隔离,而这篇日记,亦因为无法再接触该些居民,宣告「寿终正寝」。

2003年这次「血的教训」,夺去了299名港人的性命,全香港陷入愁云惨雾。来到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不敢忘记当年的惨痛,亦没有遗忘医护、救护人员的无私救人精神,也记得当年仍秉持「服务为本」精神的警队参与抗疫,启动「超级电脑」协助追踪疫情,但记者在报道疫情时「搵命搏」,为民发声、揭露时弊,占了很重要的角色,你们还会记得记者的专业吗?

时移世易,现在科技一日千里,人人都可以做记者,接受家居隔离人士亦可以使用即时通讯软件与外界沟通,甚至自行拍摄被隔离情况,再上载至社交平台,在网上申诉不快,不一定依靠记者代抱不平;最近连记者会都改以视像形式发布,毋须记者出席采访。相对于当年,记者只有愈冲愈前,现时却可在家工作,绝对是异想天开。科技便捷,但也取代了记者不少工作。

全球经济遭受疫情冲击,百业萧条,传媒业务亦与其他行业一样面临萎缩,接连有传媒机构向员工「开刀」,由最基本的整体冻薪、减薪一成半至三成,甚至裁员,幸好我的公司并没有这些不利消息,但听到不少记者行家和前同事失掉饭碗,心里难免充满感叹。

近月来,香港的新闻自由亦备受打压,自去年6月反修例运动至今,有多名前线记者采访示威活动时,被警察无理截查、阻碍采访,甚至被警察袭击;一直为港人发声的香港电台惨成众矢之的(受蓝丝谴责),近日,港台英文节目《脉搏》以视像电话访问世卫助理总干事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问及世卫会否重新考虑接纳台湾加入为成员,被商经局局长邱腾华点名指责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昨天从电视新闻看到广播处长梁家荣在立法会会议上公开重申,港台一直恪守一中原则,让我们看到应有的风骨,但也令人忧虑处长的下场。

如果再有下一场疫战,我们还能坚守最后防线,捍卫香港新闻自由吗?

后记:在17年后的今天,我才知道当日前辈联络的淘大花园女居民,原来早已与丈夫确诊沙士离世,遗下令她牵肠挂肚的一对女儿。生命无常,希望大家珍惜眼前的一切,活在当下。


记者/覃晓言_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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