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政治改革是当前中国一大敏感论述领域，而分析传媒的文章更易触雷甚至遭禁，一个不小心，作者随时招来坐牢之灾。这本新书是今年7月在香港出版。钱钢现任职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得地利之便，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他的新书，可以使各地读者了解到，中国管制新闻行业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分析观点，从而思索中国传媒的发展趋势。
钱钢这本书的内容分为甲编、乙编和丙编，都是十多年来他从事记者工作与新闻研究的杂文、评论和论文。1998年至2001年，他担任《南方周末》的常务副主编，主持该报笔政，与大陆不少新闻工作者有深入交往，人脉广泛，得悉及亲历中国传媒行业光怪陆离现象，且对权力中心如何操控新闻传播行业，有著第一手经验，读来极有说服力。
何良懋认为，理解中国传媒生态特色，首先要明白到，1949年以后，中国传媒全部属于国营系统，新闻媒体都成为了官方宣传喉舌，亦即党的喉舌，绝不能有独立的声音，遑论为民请命。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了传媒产业化、市场化之后，中国传媒这个党营系统也加入经济改革的大潮中，既要做好官方宣传角色，又要适应市场开放新形势，争取受众注意，提高经济效益。当然，传媒赚钱的同时，切不可忘记为执政党唱好的首要任务。
钱钢2005年在美国华府发表演说时，形容当前中国大趋势是三个英文字母“C”：控制（Control）、改变（Change）、混沌（Chaos）。中国以党指挥政府，但自从改革开放后，传媒逐渐从非市场化（亦即管制）向市场化（放宽管制）过渡，而严密控制也渐渐向自由的方向松动。
据钱钢指出，1992年以后，中国新闻改革的目标是，用“市场手段巩固舆论阵地”，把党的传媒做大做强。可是到了2003年SARS一役，“使我们看到中国传媒的症结。它已经成为商品，追求市场效益，但它不能担当‘了望者’的角色。当社会危机发生时，管制者要它闭嘴，它就不能出声”。（页8）结果就是造成疫情扩散，当年受到影响的更不只是中国了。
比照台湾传媒，当作者去过台湾观察选战之后，觉得中国式“文人论政”的办报传统，在台湾依然存在，而且对社会发挥著不可轻视的激浊扬清作用，以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捍卫常识、捍卫道德底线。这无疑是推崇自由办报精神，向往民主社会的独立声音。
作者在书中花了不少篇幅讲《南方周末》的《冰点》事件。而由《冰点》先被禁后复刊的风波，又分析到中共中宣部新闻局的阅评组。这个成立于1994年的阅评组，所发布的《新闻阅评》，往往是中国不少传媒总编辑的“血滴子”。十来个阅评组成员所写的“内部报告”，实际充当了权力中心的打手，也是一种监控和变相惩罚“出格”媒体的“思想警察”。
作者形容，这是中共因应新局面管制媒体的新手段。钱钢说：“当今中国大陆的传媒管理制度，和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以及在台湾戒严时期都不同，国民党曾有对报纸的事前审查制度，外观吓人，实际上漏洞百出。中国大陆看似没有媒体的事前检查，事实上制度更严。它的基本方法是透过组织人事网，让其任命的媒体负责人实行严格的自我审查；同时由『阅评』体系实行严格审读和事后追惩。”（页48）
在这种权力中心单向行政主导的传媒世界，纵使政府如何花尽精力令新闻从业员「听话」，依然出现无数有心人，在党的种种管制下，戴著枷锁做新闻，尽力反映民间疾苦。钱钢透露，一些“党媒体”的负责人担任著上级宣传管制者和他们下属之间的挡风墙；这些位于管理阶层的从业员，会以「领导容忍，读者欢迎，同行妒嫉」的口号来要求下属，弱化了控制，支持或默许了拓展空间的努力。作者都对这些媒体改革中的弄潮儿充满敬意。且从他们身上，隐约看到中国新闻媒体的未来。
在今天中国，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传媒永远沦为权力的附庸。大陆这些有心的传媒人员，如果继续受权力控制之苦，又如何可以发挥可持续的激浊扬清作用，为整个社会储存更多的健康力量呢？
何良懋今次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