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沈重傷害的歷史中，我相信文化大革命可以算是表表者。今天要跟各位聽眾介紹的一本好書就是跟這段歷史有關的書，它的名字叫《暴風雨的記憶 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是由牛津出版社發行。全書乃由十八位當時在北京四中讀書的中學生，記述在那動盪年代中校園內外發生的人和事。這十八名學生當中更有一些耳熟能詳的名字例如，當中有陳凱歌、秦曉、牟志京、北島、劉輝宣等。
北島及另外两名同學分別是曹一凡及黃其煦出任整本書的編輯。北島在書的序言中說：“特別選取了當年具有代表性或爭議性的人物，……但由於種種原因，還是未能盡如人意。但願今後會有更多的當事人加入進來，完成對這場暴風雨的共同記憶。”
一場捲起千重浪，將人性陰暗面抽出然後發揮得淋漓盡致的血腥歷史風暴，的確不容易整合，但是，在透過在風暴裡經歷過的人憶述昔日自己的親身感受，縱使整幅圖像不能完成，但是，也可感受當時的社會境況與狂亂。
就以當時的中學生牟志京為例，他在《似水流年》一文中，便憶述自己本是一名初生之犢，不暗世情，但竟可突然間，自己上一輩的奶奶及爺爺的經歷，竟可被同學挖出來講，更把事實扭曲，予以批判；自己則因為與同學分享曾被一名小學女同學向自己噗嗤一笑的“艶遇”，竟淪為被扣上“資產階級戀愛觀”的有力證據。校園更搖身一變成為“小監獄”，慘叫聲不絶於耳，車上推下的都是被反綁的人。這些人不乏學校領導、老師或校長，他還記得，一名教授地理的老師被剃了陰陽頭後，翌日就聽聞她和丈夫在香山一同自盡了。他更記得，曾不忍目睹一名同學帶領全班同學去批鬥他自己的父親，於是便溜走出去，往頤和園游泳，怎料，之後被那名同學嚴厲指責。
這些景象，不獨停留在被害者的身上，即使當時被譽為是毛澤東的兵“紅衛兵”，他們的記憶裡迄今仍留有那磨不掉的傷痕。
當年糊里糊塗成為紅衛兵之一的《開放雜誌》編輯蔡詠梅私下憶述當年這場由北京吹到四川的風暴時，腦海裡仍記得一清二楚。當時，只不過是中學生的她被示為出生“不好”的一群，故並無“資格”出任紅衛兵。但是，由於毛澤東發現紅衛兵鬥錯對象，未能把自己的政敵劉少奇攻擊，於是著這群無知的學生紅衛生把矛頭轉向走資本主義的官僚，藉此攻擊政敵。於是，當時被示為出生“不好”的小資產階級人士的子女遂可成為紅衛兵一員。
蔡詠梅說，當時的社會氣氛及接受的教育，學生們都會視成為紅衛兵是一件光榮的事，而事實上，他們亦無選擇，因為一旦不做便會被扣上反動或不革命的罪名，即使做了紅衛兵也不可對“敵人”表示同情，否則又會被指控不夠堅強，指罵是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蔡詠梅說自己雖沒打人，但是，目睹其他紅衛兵同學襲擊別人，那些慘不忍睹的場面迄今仍記憶猶新。她記得當時一名父親在西藏軍區出任軍官的女同學在批鬥校長的會上發言後，向被押到台上的校長踢了一腳，校長應聲一腳跌到台下受傷，但是，情況並未就此罷休。
“校長踢下來後受傷，他們還在呼喊口號，不叫打倒，而叫打死。”
之後，血淋淋的校長在她身邊被同學拖離，丟到一間房裡沒有把她送到醫院急救，但是，由於學生們害怕弄出人命，於是，把校長送到醫院救治，可是，不久，再把校長從醫院裡拉往街上遊街示眾，並把她的頭髮剪得亂七八糟。
當時，紅衛兵的勇猛，蔡詠梅分析是被毛澤東利用了年青人的熱情而予以操縱，攻擊他的政敵。但是，當毛澤東目睹紅衛兵開始失控時，他便找個藉口把這群年青學生送到農村去，慎防出亂子。
雖然沒有打人，但是，蔡詠梅仍為自己應為當年參與紅衛兵而該懺悔。“當初我們可能會感到很光榮，但是，現在反思我覺得我們對當年做過的事應該懺悔。我當時雖然沒有直接打人，但是，參與了鬥人，參與了活動，我自己覺得我們今天是有責任的，不能說我們都是很正確的，絶對不能這樣講。”
《左傳》有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言”，但是，有多少人，尤其是領導們能有此醒悟能力及勇氣承認錯誤及徹底改過？環顧四周，寥寥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