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法國最高榮譽機構法蘭西學院評為"不朽學者"的傅勒,在1978年發表《思考法國大革命》一書,顛覆馬克思主義學派對大革命的分析,以理性角度重新解構這場以民主開始,以極權終結的人類民主初體驗,為研究法國大革命打開了新的篇章。(畢子默)
習近平、李克強等新一屆中國領導人是文革中成長的一代,隨著他們上台,他們在十年浩劫中的經歷也成為了媒體關注的熱點。記者在這兩集的書評時間,將會為大家介紹兩本書,它們同文革都有一定關係。
首先介紹的是2005年由三聯書店在大陸翻譯發行的《思考法國大革命》。這本書的作者是傅勒(Furet),他被譽為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的領軍人物,被法國最高榮譽機構法蘭西學院評為"不朽的四十位學者"之一。不少人認為,《思考法國大革命》是他最重要的學術著作,被視為是認識法國大革命的入門必修課。
法國是當代民主的故鄉,這本書在1978年出版,對研究現代法國之根——法國大革命具有劃時代意義。
該書出版前,將法國大革命擺上神台是當時學術界的主流,其時左翼思潮當道的法國,對大革命的看法,要麽全盤接受,要麼全盤否定。在他們看來,否定法國大革命即否定民主即否定三色旗國的立國之本。在此前提下,大革命期間發生的暴政被冠上合理化解釋,大革命的本來面目幾經修飾變得模糊不清。而這種對法國大革命的讀解一度被植入每個公民內心,成為一種常識被消化。
傅勒指出,這種後世對法國大革命生搬硬造的歷史解釋是"由現代殃及古人的傳染病"。他批評史學界無視法國大革命的複雜性,為達到個人政治目的,為大革命帶上一副簡單化的面具。相反,在對待法國大革命的態度上,傅勒堅拒盲目崇拜。他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摘掉施加在法國大革命頭頂的光環。
在本書中,傅勒對法國大革命進行重新定義。
首先,傅勒認為學界過去僅僅將大革命抽離歷史進行分析這種方法並不可取,而應該將它放在歷史長河中進行理解。換句話說,不應該將大革命帶來的民主理念與革命中的血腥暴力捆綁在一起去消化。傅勒觀點是,籠統地將法國大革命作為一個整體事件一籃子包攬進行讀解,對後世充分認識法國大革命以及其價值沒有絲毫幫助,更莫提由此進行深刻反思。解構法國大革命,反而有助避免將這場人類歷史上偉大的革命趕上非黑即白的死胡同。
對於法國大革命本身,傅勒認為,它被後世過度美化了。儘管法國大革命是二百年來一切革命之祖,但有一個事實不容忽視:這場人類民主初體驗是以民主開始,以反民主終結。伴隨大革命興起的恐怖主義專政完全背離了革命初期的自由理念。但後世的左派人士為求政治正確,義務對大革命中不光彩的一面宣判無罪,以"歷史因素"等堂皇藉口替大革命進行解脫,對大革命的發生、暴力的興起以致其黯淡的結局一律套上宿命論說。
還原歷史本身,傅勒提出,資產階級革命並非如左派所指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多種偶然因素相遇點燃了革命的導火索。他指出,大革命爆發前夕,國王象徵的國家已經潰不成形,統治失去合法性。而同時,皇權與貴族、教會與資產階級及農民的矛盾長期積累不可調解,故之革命一觸即發。講到資產階級,傅勒認為他們只是一群首鼠兩端的機會主義者,而不是像左派所言是推翻封建的主力軍。
傅勒還看到,法國大革命與過往的民間起義或暴亂所不同之處,就是大革命牽涉到一種意識形態的、文化層面的動力。"舊時代的社會是特權的社會,大革命則建立了平等。由此構成一種與過去徹底決裂的意識形態。"因此,在"平等"、"共和國"等散發閃閃金光的招牌下,一切非常規手段被合理化。傅勒繼續說,"從此,經濟社會、政治這一切都屈服在這種意識形態及其觀念攜帶者的衝力之下了。"
這就是傅勒分析民主和極權兩個本身水火不容的觀念在大革命中融為一體的前提,即一個小集團成為全社會的代表時,唯有其意志等於人民意志,一切反對它的觀點均等同與人民為敵,必須嚴加打壓。而當這個集團激進地試圖將全國一步推向他們設立的終極偉大目標,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一切空隙一律收歸國有,"所有個人問題、所有道德的或知識的問題都成了政治問題。"於是,自由被逼入牆角,極權隨之降生。
事實上,在大革命期間不足一年的雅各賓專政時期,就有逾四萬人被殘酷殺害,包括命喪斷頭台、溺死、燒死、打死等等,死者中包括婦女和小孩。
對大革命期間的雅各賓專政,傅勒的批判可謂毫不留情。他指雅各賓是現代極權主義先祖。從這個角度出發,法國大革命甚至是當代極權主義的母體。
傅勒對法國大革命的分析甚有顛覆神話的意味,但其實他只是保持了一名知識分子的應有的獨立人格和良知。他撰書的目的只是要還原大革命的本來面目,以一種旁觀者的理性角度重頭認識法國大革命,而非絕對的崇拜或詆毀。說到底,法國大革命不是神,也不是鬼。
馬里蘭大學的法國歷史學教授修打蘭(Donald Sutherland)認為,傅勒透過《思考法國大革命》一書,總算打開了一道重新審視法國大革命的窗戶。
修打蘭:"這本書意義重大,傅勒透過這本書為法國大革命的成因提出了一個另類讀解。在此之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論一直是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傅勒卻指出,1789年的制度崩潰是導致法國大革命爆發的主因。制度被話語權取代,人民受極端民主主義的語言煽動從而維繫在一起,最後導致了恐怖統治(The Terror)。"
要打破舊思維、舊格局,傅勒付出了不少代價,該書出版後多年,他不斷受到左派人士猛烈抨擊,一度背負上修正主義的惡名。然而,因為這本書,法國大革命在爆發近二百年後,學術界終於開始對它進行客觀全面的反思。
傅勒對法國大革命中個人自由與國家壓迫的分析,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解放後發生在中國的連場政治運動:革命因推翻了舊制度,其偉大光榮正確是故被無限放大,以致一切與舊時代有關的聯繫以及一切與革命意識形態不吻合的東西統統受到批判。今天我們閱讀傅勒這本書,最主要是要思考法國大革命的經驗到底能為我們提供怎樣的參照,以免重蹈其覆轍。事實上,中共創始人陳獨秀早期深受法國大革命影響,但直至他人生的後期,也對法國大革命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在記者下一期的書評時間,會為大家推薦另一本書,介紹一場與法國大革命關係源遠流長的重大革命事件,它就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傅勒有一種看法,認為十月革命與法國大革命在精神上的關係從未中斷,俄國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與目標就是要完成法國大革命的未完遺志。
而對於中國人來說,十月革命對當代中國的影響更是無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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