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陳寅恪生命的最後二十年,正是中共由建政走向亂局的過程。這本個人傳記,正好記敍這段國家與個人悲劇重叠的噩夢歷史。
作者筆下的陳寅恪,不但國學深厚,著述不斷,更尊崇學術自由,而且視此為生命,一生身體力行。他深信學術研究必須本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四九年一黨專政的局面下,可謂不識時務,但其擇善固執,特立獨行,正燭照整個時代的不幸,突顯專權體制對學術文化的粗暴對待,也展露不少知識分子是非不分、依附權貴、搖風擺柳甚至顛倒黑白的眾生相。
以小觀大,陳寅恪的個人歷史,可謂四九年後中國大陸學術自由垂死掙扎的縮影。作者以陳寅恪的經歷為本,敍述四九年以來,執政黨逐步擴大權力,由政權、經濟到文化、思想、學術方面,都走向政治掛帥,一切權威只源於執政黨。正當毛澤東批評不該以粗暴方法對待文化教育改革,並強調須以十至十五年時間慢慢改造知識分子,共產黨執政不久便立即批判胡適、批判唯心主義學術思想,隨後再推出思想改造運動、批判《文藝報》的唯心主義表現,再到毛澤東親自發動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
五七年反右運動之後,陳寅恪被定性為中間派之中的右派,摘下了學術權威的光環。接着輪到陳伯達、郭沫若上場,提出"厚今薄古、邊幹邊學",批判學術權威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現實問題不感興趣。之後又有以打倒"舊傳統"及 "偽科學"的"雙改"運動,即"教育改革和科學研究改革",而六零年又開始全國投入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政治運動。建國十年左右,一波又一波排山倒海而來的政治運動,一批又一批充滿語言暴力的批判文章,加上院校重組及政治干預,有些學者趨炎附勢,有些認錯檢討,全面接受黨的領導。還未到"文化大革命",陳寅恪標榜學界應有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早已蕩然無存。
儘管陳寅恪以其歷史學家的識見早早認定在劫難逃,也深明舊價值在新格局下注定備受壓迫,卻依然盡一己之責,堅守學術必須獨立、自由的信念。在作者眼中,陳寅恪雙目失明,不求務達,只求一片淨土,讓他在餘生盡心講學和研究。他從北京南下廣州受聘於嶺南大學,就是要孤處一隅,避免納入北京的政治磁場。他晚年不探討大題目,轉而專心研究兩段小人物的故事,寫成《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考據精詳之餘,更盡情抒發他對人、對事、對文化思想的看法。他自嘲說,這是"聊作無益之事,以消遣有涯之生",以示別無用心。他寧願拒絕授課,也不作自我檢討,或講授違心之論。當神州大地沒有沉默的自由,他依然堅守學術自由的信念。
到了避無可避,陳寅恪亦直言不諱,據理力爭。當局曾經請他返北京出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他卻反而要求當局必先答允兩個條件才成行。一是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也不學習政治,二是須毛澤東或劉少奇發出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在《科學院的答覆中》陳寅恪表明心迹:"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他又指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中共高層沒有答應條件,陳寅恪則繼續在廣州研究柳如是。
陳寅恪是一介書生,當然敵不過無所不用其極的政權。六九年十月,他飽受迫害後離世,據說他臨終前表明自己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以跟共產黨"劃清了界線"。不過,死亡雖然迫近,權力也壓毁了不少人的道德,卻無從折服國學大師至死不渝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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