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時代的觀點,都受制於該時代的思想角度與方式,約翰.托蘭(John Toland)這本《帝國落日》,正正就是提出了當今華人幾乎無法理解的方式,以至還原二次世界大戰的真相,即究竟熱愛漢文化的日本人,走上軍國主義,以及在後來的侵略戰爭之中,如何自圓其說的「理據」。
首先發起戰爭的,就是那群下級軍官,透過暴力與暗殺,進行「下克上」;這種極端主義人士,透過暴力甚至發動政變的做法 ,在過慣和平時代生活的我們,未必有人會認真相信,然而放諸於今日四處發生衝突的世界,特別是獨裁而轉向法西斯的中國,這種歷史的可能性,就好像二戰前的日本般在重複之中。
這本書最值得留意的,就是當今華人常指責日本人不願面對歷史,以至把當年日本人的問題,簡化為殘暴的侵略行為,甚至曲解當年的日本為「法西斯」之外,其實沒有考慮過那個時空的思想。當今有人提到「大東亞共榮圈」,常只會得出一個結論,即日本是打算透過這個所謂美其名為「共榮共存」的藉口,實際上只是進行換湯不換藥的殖民統治,因此被日本吸引的華人,即漢奸。
那麼當時和日本合作的一些亞洲國家領袖呢?例如選擇和日本合作推行緬甸獨立運動的巴莫呢?菲律賓第二共和國的總統勞威爾呢?甚至今日仍然立在印度國會議事堂前,與甘地與尼赫魯並列的鮑斯 (Subhas Chandra Bose) 呢?當年鮑斯之於印度,就有如汪精衛於中國的角色;可是鮑斯如今,卻仍然是印度每年紀念的英雄,而汪精衛就等同了漢奸的同義詞,為甚麼印度人竟然繼續推崇,這位與日本合作的「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的領導人呢?
真相有兩個,其一為民族主義在亞洲,是二十世紀的新事物,例如印度被英國征服之前,早為蒙古莫臥兒帝國的殖民地,以及帶來了伊斯蘭教,這才是後來印巴分治的基本源頭;如漢人早被滿洲人征服,是滿清出乎意料以外的覆亡,令原本高談「驅逐韃虜」的革命黨人,突然變成了到今日都沒有人相信的「五族共和」。
民族主義改變了亞洲,令各個被統治的民族,特別是其菁英知識階層,追求打破原本被殖民的況態,去追求獨立,或選擇不同的道路,去和不同的國家聯盟,以至追求不同的獨立方式。
其二日本人自命為「亞洲解放者」,認為他們的行為幫助亞洲各民族擺脫白人的統治,或反對歐美的「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就有如今日中國人相信自己的民族主義,甚至對領土的要求,以至經濟及政治的擴張政策,其實都是同樣的合情、合法、合理一樣。其實所追求的,是以往可以高談闊論,如今不能掛在口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民族與社會,也是「適者生存,不適者亡」。
因此在民族主義的號召之下,人民相信自己國家的戰爭以至侵略,其實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崇高的正義與公義的新秩序,國家所做的錯誤以至暴力,都只不過是「個別激進人士過火」的行為,或者為了維持正義的「必要之惡」。我是君子,他是小人;我是正義,他是邪惡;今日的大中華天朝帝國主義,本質和當年的大日本帝國以至大東亞共榮圈並無二致,有分別的,只是自身的實力,與地球上有能力干預者的實力而已。這一點,是大家必須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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