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或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對中國民眾來說,不會感陌生。但是,若說到胡風這個名字又或胡風反革命集團,相信很少人聽過。但《人民日報》卻對胡風有連番批判的文章。今天介紹的書相信可以對這段歷史感到模糊甚至不認識的人,能完整地理解這段瘋狂的日子。
《紅日風暴》講述胡風反革命集團案。1950年代,中國大陸發生一場從文藝爭論到政治審判的事件,箇中主要的人物便是胡風。胡風只不過是一名文人,但是,毛澤東當年為何那麼害怕他﹖是因為他是五四運動、新文化領導人物魯迅親密的戰友及弟子。魯迅辭逝時,胡風跟巴金等人參與扶靈。胡風同樣認為,文學應該為社會變革而貢獻,不過,就堅決反對文學只為政治服務,成為它的工具。魯迅死後,毛澤東更厚顏地沾用魯迅的名聲,把沒有加入共產黨的魯迅,也拉進共產黨的圈子群,把魯迅塑造成共產主義革命者的偶像。事實上,魯迅的批判精神及價值觀,跟毛澤東為代表的黨好不一樣。
不過,思想理念跟隨魯迅的胡風始終逃不過魔爪。40年代,胡風因編輯《七月》及《希望》兩本雜誌而廣交盟友,因而遭到共產黨針對,指控他們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而損害共產黨絶對權威的意識形態,終在1955年,胡風因向中央上交"三十萬言書"陳述他對文學的觀點,不認同作家淪為政治打手,兼為被迫害的文人喊冤,因而遭到逮捕。即使與胡風素未謀面的文人也被共產黨在全國一舉搜捕,最終有2100人遭殃。
在這逾二千人裏,彭柏山是其中1人。當時出任上海市市委宣傳部部長的彭柏山,也被扣上"胡風反革命集團在黨內的代言人"罪名。他被捕的原因,就是因為毛澤東曾說出他的名字而已,黨員便不由分說把彭捉拿,指控他是"造反派"。1968年4月,彭柏山被活生生打死。3個月後,他的家人才獲通知前赴認領被打致變形的屍首。彭柏山女兒彭小蓮在書中指,荒謬的是,父親彭柏山當年根本與胡風互不相識,素昧平生,既沒有書信往來,又無間接的聯系,但是,彭柏山仍被捲入風眼裏。餘下眾多文人,包括胡風在內經法庭審判後,分別判處十多年的"文字獄"。
彭小蓮在書中對"法律"更感百般滋味。她說:"誰也不敢質問,什麼是法?由誰制定?又由誰來執行?法的意義又在何處?法庭內外,依據什麼來判刑?……交代、自我批判、各種摧殘在十年中沒有間斷,訴訟過程諱莫如深。令人費解的是,如果判決已經由一個人確定,為什麼還要和群眾再玩一次法的遊戲?躲在幕後真正的罪犯,卻從來不會受到懲罰。"
《紅日風暴》率先出現,其實是一部歷時6年製作而成的紀錄片。這部走遍中國不少省市及海外國家,跟40名捲入胡風案當事人、親人或相關人士訪談而成的紀錄片,除了由本身已是電影導演的彭小蓮親身炮製外,她還請來識於微時,現正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副教授魏時煜參與,成為聯合導演。
承認只聽聞胡風名字,卻對相關歷史並不認識的魏時煜謂,在製作這品紀錄片時最大的困難是挑選內容,因為每名被訪者均道出令人動容的故事且有不同的細節,但是,紀錄片的長度不能太長,因而只能把目標集中化,務求觀眾及讀者能對這段歷史有一個完整的理解便夠了,此外,由於自己對胡風案並不認識,更能以冷靜及客觀的角度處理整部作品。
在跟被訪者訪談後,魏時煜對首位被訪者賈植芳的印象最深。
魏時煜: 這名老人太可愛了,他整個思路很寬廣兼有很多幽默感,他經歷過很多苦難,但是,他可以笑著面對。我覺得作為一個人,從人格上看非常尊重他。
賈植芳當年因為替胡風辯護,之後就被拘捕,被關進看守所單人囚禁,妻子受株連。1966年,賈植芳被判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裁定反革命罪罪成,判刑12年。後雖提早釋放,但文革時,又被指為"反革命分子"遭受批鬥、凌辱和毆打等。賈植芳的遭遇並非個別例子,在這長達2個多小時的紀錄片及書本,都有紀錄了其他慘遭迫害的文人,因而令魏時煜造訪所有的人士後,令她感覺到一零年代曾留學海外的人的想法,並不是從個人利益出發。
魏時煜: 會想一些跟自己每天的柴米油鹽利益不相關的事情,都想怎樣把這世界變得更好,那時他們是有理想、有希望,覺得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做得到。現在讀大學的人很多,但是,真的對這種智慧,對自己人民有責任感的,我不知道有多少。
雖然,這部紀錄片盛載著沉重、傷痛的人禍歷史,但是,魏時煜發現透過經歷過苦難的人親述,看見他們仍能笑面應對時,除令人感到可敬及覺得他們對生活有勇氣之外,更覺得能給社會帶來很多正能量及有希望。此外,這部片更讓人追溯得到,今天經常聽到"自動交待罪證"或公安及法庭單憑文章、書信便構成罪責實據的做法,原來早在胡風案時已被"發明"引用至今。
這部紀錄片雖然令人看得沉痛,但是,導演們加插了一些動漫及官方的視象檔案,令整部作品微妙地起了一些化學作用,讓人有再思空間,如動漫交待刑罰之一的老虎櫈時,由於刑罰相當殘酷,但動漫的交待卻可減輕觀眾的不安情緒,而官方華麗快樂的歷史視象檔案,對照其他受害者親述的畫面,形成一幅強烈的對比,成功讓觀眾反思"官方單方面的訊息傳播,可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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