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樺書評:《我們在此撤離,只留下光——奧運前夕的北京》

廖偉棠的這本書去年由台北大塊文化出版,書中有詩、散文、攝影,用多種不同的向度、媒介以及語言,紀錄了作者心目中的那個“前奧運時期”的北京。一年前當這本書出版時,我已經想,要將這本書要留待真正的奧運前夕去看。現在再翻,果然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正如本書作者廖偉棠所說,“的確,這個時代,誰只要把攝影機的焦距校準/誰就得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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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奧運已經迫在眉睫了。五月奧運聖火傳到香港之時,作為香港人的我,見識了狹隘民族主義的憤青表現,當時他們用“中國加油”的歡呼聲壓過異議的聲音,有人還用棍棒和旗幟擊打出來示威的人士。其實這些出來示威的人,要求的是平反六四和釋放維權人士,都是表達對中國的關懷吧。那時我第一次感到,奧運盛世,是一種非常巨大的排拒力量。而《我們在此撤離》的封面,正正是六月四日一名青年騎車經過天安門廣場的身影。

經過全國傷痛的四川大地震,舉國都力主“哀矜勿喜”,奧運狂熱被澆熄了不少。但在香港,各項奧運宣傳工程始終沒有停下,而且,令人心酸的是,香港的這些奧運宣傳工程沒有描畫出國家今日的複雜面貌,沒有顯現廣闊神州不同角落裡的光怪陸離,沒有關懷到各種出身社會底層的人民,卻只是用一種消費主義的趁墟方式,召喚一種非常淺薄的民族認同,好像在說,“現在有熱鬧看”、“現在有金執”,還不靠向國家這邊?

漩渦的核心是民族主義,但周邊洶湧的泡沫,是消費與金錢,遮掩了今日中國固有的多元,這就是京奧的本質。有研究者說,中國的發展是把歐洲數百年的發展歷史壓縮在一百年間發生,本應隸屬不同空間和不同時間的事物被並置在同一時空,充滿了壓抑、扭曲和縫隙,製造了真正的奇觀。這個時候,一切都消逝得很快,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不斷發生,紀錄的震撼也許猶勝創作。廖偉棠所做的不是客觀的紀錄,他是給北京描畫一張屬於自己的地圖,上面有香山、五道口、國家圖書館、後海、中央美術學院、798藝術區等等北京地點,穿梭其中的是搖滾樂手、詩人、藝術家、安那其、社會主義者、民工、三陪小姐、酒鬼、扒手、讀書人、的士司機。可謂千人千面。

紀錄稍瞬即逝的現象,廖偉棠卻發明了極具歷史感的語言。他融會了中國古文和詩詞的用語和節奏,卻混入更凌亂的現代感,成功結合了古典主義和現代主義中反現代化的部分,突出了文學無法束縛的自由和批判精神。書中自序說:“前奧運時期,一切未見規整,除了發財一切都有可能。準奧運時代,資金來了,給了我們飯吃,同時告訴我們什麼是遊戲,什麼是規則。”或者,中國人更需要的,還是自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