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由十篇學術論文組成，書中雖然沒有剖析中國的政治體制，對一黨專政集權體制如何應付社會急劇轉變也沒有完整的分析，卻通過分析多項具體議題，透視中國外交、內政所必須正視的政治問題和因素。
例如釐訂滙率的決策，文章指出，中國當局不能單單從自己的經濟利益着眼，抬高或貶低人民幣滙率，以利中國貿易的發展。相反，隨着全球化，中國釐訂幣值時必須考慮其國際形象，顧全中美關係，並參考世界各地的做法。
又例如外交方面，儘管“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甚囂塵上，書中文章分析，北京必須冷靜回應，因為“中國威脅論”只是美國朝野對中國興起的眾多說法之一。若視此為西方社會之陰謀，陷中國於不義，結果不僅有違事實，若因此作出強烈反應，更會令中國外交關係拉緊。更何況中國是否和平崛起，不是官方的誓言和承諾，就能夠令世人安心，更重要的是，中國對內能否繼續發展經濟、提高人民教育水平、提供妥善的醫療衞生設施、保持社會穩定等等，而對外則取決於大陸對台灣、日本、朝鮮以至歐盟和美國的表現。中國要全世界信服它不會財大氣粗，而是和平崛起，造福全球，就必須對內善待人民，對外廣交盟友。
如果說經濟決策和外交發展都離不開政治考慮，社會政策的表現就更受制於政治體制。例如環境保護方面，儘管政府願意花更多錢去購買控制污染的科技、發展有利生態的能源，並且着力提高國民的環保意識，但調查卻發現，有別於其他地區，中國的污染水平並沒有隨着人均經濟產值上升而同步下降。另一方面，市民對環境污染的投訴增加不少，卻未能有效壓抑污染水平，實有異於國際常規，即讓市民參與環保工作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正如有關學者指出，問題的根本不單單是因為參與環保活動的人數不多（8.3%），也由於參與渠道不足，公眾在政策制訂及計劃實施期間，都無法躋身其中，而民間環保團體的申訴活動，往往被地方政府視為以下犯上而不斷卡壓，加上中國法治不濟，既無獨立的司法機關，亦無清晰法例懲處破壞環境者，而有權有勢者對維權律師的打壓，對傳媒的嚴密審查，均大大削弱民間力量監督環保工作的效力。
換言之，問題正出於中國政治體制的嚴重缺陷：權力集中而監督不足。文集有不少文章，亦觸及類似題材，如勞工難以取得法律保障、工業化帶來的環保隱憂、少數民族政策的不一致等等，顯然亦與現時遠離現代的政治體制有關。
雖然，該文集亦有文章指出，經濟發展和個人利益抬頭，並非降低市民對威權政府的支持，反而民族主義的興起可轉化為支持政府的動力。但儘管如此，民族主義並非萬應靈丹，假如政府因此而忽略上述內政、外交的種種問題，不冷靜從事，以和平方法解決爭端，或者不正本清源，改革過時的政治體制，民族主義只會淪為禍國央民的精神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