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原中共高層幹部吳江的回憶錄,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吳江,曾為中共黨內重要的"筆桿子",曾經擔任《紅旗》雜誌編委、《理論動態》主要負責人、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和理論研究室主任等。他在八十歲之後動筆寫作這本回憶錄,回顧了自己從延安時期、大躍進、文革,直到改革開放以來長達六十年的政治生涯。
本書是原中共高層幹部吳江的回憶錄,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吳江,曾為中共黨內重要的"筆桿子",曾經擔任《紅旗》雜誌編委、《理論動態》主要負責人、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和理論研究室主任等。他在八十歲之後動筆寫作這本回憶錄,回顧了自己從延安時期、大躍進、文革,直到改革開放以來長達六十年的政治生涯。
作者以難得的直言無隱,刻畫了眾多黨內高層領導人和理論家,如胡耀邦、陳伯達、胡喬木、劉瀾濤、鄧力群、楊獻珍等,展現了錯綜紛紜的時局下黨內政治鬥爭、思想鬥爭的原貌。回憶之餘,作者還從更大的歷史視角反觀曾經的個人處境,對歷史和自我進行反思,尤為難得。
著名作家邵燕祥為該書作序,指出:"不僅是對過去的反思,而且是對未來的眺望,他的視野遠遠超出了中國以致蘇聯的歷史和現實,遠及北歐例如瑞典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實踐,西歐例如英國'資本主義胚胎中孕育新社會因素'的現象等等,都足以打開我們的眼界。"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書中十九節,述及1977-1982年之間,在胡耀邦領導下的中央黨校,作者直接參與了黨內數次重要論爭與重大檔的起草,包括文革的定性問題、關於"兩個凡是"的爭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提出、關於中國社會主義所處階段的論爭、如何評價毛澤東及其思想等等。這些論爭奠定了黨內乃至全國思想解放的基礎,直接推動了改革開放的進程。作為事件親歷者,作者對其間的政治角力和幕後曲折都有詳細而生動的記述:
"……黨校的課程提出這個問題是基於下述的理由:'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亂了,按照什麼來判別是非功過,提一個什麼標準呢?以語錄為標準?以權力為標準?還是以派別為標準?'文化大革命'通行這三條標準,結果越搞越亂,越搞是非越顛倒。甚至到了1977年還發生過這樣一件怪事:為了推翻'文化大革命'關於教育工作的兩個錯誤估計,竟非用遲群('四人幫'的屬下)筆記本上兩條來歷不明的'語錄'不可,否則就好像沒有推翻的理由。這實在是一種怪現象,如果沒有那兩條'語錄'怎麼辦呢?難道明明白白地擺在面前的事實就不算數嗎?
……黨校學員在討論中對實踐標準提出一些問題,比如說,各個人的實踐不同,究竟根據誰的實踐來確定哪個是真理呢?諸如此類。我跟當時理論研究室擔任研究組組長的孫長江談起這個問題,他自告奮勇願意為《理論動態》寫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塗認識,發給學員參考。我同意了,題目就由我確定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大概是1978年2月至3月間的事。'唯一'一詞是列寧在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問題上講的,指實踐是判定理論是否正確的唯一裁決者。
……文章最後由我修改定稿並簽發,4 月27日送胡耀邦及其他有關人員(包括楊西光)審閱。因為文章的處理既未經過《理論動態》組,事前亦未向胡耀邦報告,所以我特地在電話上向胡耀邦說明文稿的來歷及意圖。前面說過,在黨校,這早已不是一件新聞了。胡畫圈表示同意並退回,未再討論,更未作修改。"
另外,本書的第二十九節"與胡耀邦最後一次晤談",對於憂國憂民,卻備受黨內打壓的胡耀邦逝世前的處境和心境,都有詳盡而深刻的憶述,讀來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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