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冠中認為,不論是殖民者還是民族主義者的論述,都是盲點處處。殖民者的論述,主要視香港為大英帝國的權力慾望所在,或者是帝國文明的載體,成就了香港的自由和法治。但這些論述不盡不實,例如香港的法治文明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才逐漸固定下來,而英國殖民者長期以來不外見步行步,低度介入社會,甚至施行華洋隔離的政策,都反映英國只視香港為地區的海軍基地和貿易港口,而不是以香港為英國文明的傳播中心。
對於民族主義者對香港的主權論述,即以中國為香港宗主國為論述的中心點,同樣是搔不到癢處。首先,單從主權原則根本無法了解北京對港政策的實用主義,也無法解釋九七前北京不願收回香港、甚至支持殖民地資本主義的種種做法。陳冠中認為,必須認清北京是由於實利多過原則的考慮,才決定四九年建國後讓英國繼續統治香港,從而繼續拉住英國,避免它全面投向美國的對華政策。甚至"一國兩制"的設計,也是要保住前殖民地建立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與民族主義洗雪殖民地耻辱的論述,不可同日而語。可見中央領導人由四九年到八十年代初,都非常克制,壓下主權的論述,只宣揚同胞感情而非反資反殖。
其次,陳冠中留意到,民族主義的論述,在一些內地學者重整後,改裝為"中國天朝主義",借鑒清朝在邊陲地方設立特區,特事特辦,並主張以香港為參考,以一國多制的策略,處置邊疆問題。正如陳冠中指出,這種以我為主的天朝思想,高度強調"中央集體、國家認同、黨在法之上、中華儒家文明教化,視特區的存在為中央審時度勢、因地制宜的統治術"。因此,香港得到特區的特別對待,只是中央的施予。一國多制是天朝的安排,卻不是從憲政、法治、權利的角度看,視此為法律協議賦予地方自治權利,各方必須信守。
跟主權論述(尤其是天朝主義論述)相衝的正是香港的主體性,即港人的自主性、歸屬感、身份認同。在陳冠中看來,當治港官員越來越居高臨下,以主權論述理解香港,往往無法明白港人強烈要求的自主、民主和政治參與,更無法消解一國與兩制間的猜疑。
展望未來,陳冠中雖然沒有什麼良方妙策,但他語重深長,寄望中央加強認知香港歷史的獨特性格,特別是主體性的形成。他指出,香港文化上一體多元,不僅中國各地與世界各地文化並存,更有其獨特的、雜種的本地文化。政治上,香港的政治以至權利訴求源遠流長,早已植根本土。可見從文化到政治香港均有其主體性,香港意識、香港身份、香港文化在在不能抹殺。相反,天朝主義的看法不單與自由、法治、民主、憲政背道而馳,更視特區任由擺佈,結果除了兩地價值鴻溝加深,治港策略也落後於形勢,使兩制走向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