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向聽眾朋友評介的，就是2008年6月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蔣夢麟名著《西潮：蔣夢麟回憶錄》。本書超過300頁，內容分七部共三十四章，記錄了1842年至1941年的中國百年痛史，前半段是作者親聞的，後半段是作者親歷的。
美國知名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在名著《社會學的想像》中指出，社會就像個舞台，每人都是社會舞台的演出者，而各人可以用不同方式來詮釋自己的角色。米爾斯提倡，每個人努力把自己的經歷（personal experience）關連到社會公共議題上去。米爾斯這本開創性質的作品寫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其實，早在四十年代初，蔣夢麟已經身體力行，把他數十年來在中國大江南北的不平凡經歷，結合近現代史的主軸事跡，寫成自傳體的《西潮》。
作者生於1886年，內容就從清朝末年西風東漸開講，由他在浙江餘姚鄉間接受私塾教育，到後來參加郡試，最後出洋到美國留學，寫出目睹科舉制度由末路走向消亡，以至西式教育怎樣影響民國初年社會發展，娓娓道來，引人入勝。這些親身經驗，不流於個人狹隘的視野，通過了細緻的夾議夾敘，聯繫宏觀大歷史的脈絡，再插入個人親歷當時的重要片段，彷彿人在歷史畫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完全沒有歷史教科書的沉悶，反而處處滲透超越時空的睿智，常使人掩卷再三。
辛亥革命的前夜，蔣夢麟剛到美國留學不久。1909年秋天，他在舊金山第一次與孫中山先生會面。首次接觸時，蔣夢麟說：「孫先生似乎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引力，任何人如果有機會和他談話，馬上會完全信賴他。他天庭飽滿，眉毛濃黑，一望而知是位智慧極高、意念堅強的人物。……談話時他的論據清楚而有力，即使你不同意他的看法，也會覺得他的觀點無可批駁。」（頁91）
而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蔣夢麟恰好在孫中山先生身邊。當時孫先生在舊金山革命機關報《大同日報》編輯部，與蔣夢麟等留學生分析時局，完全掌握反清革命起義進展。蔣夢麟說：「在孫先生的指導之下，我和（反清志士）劉麻哥（成禺）為《大同日報》連續寫了三年的社論。」他同時寫到，美國的唐人街在革命成功後起了變化，例如算命賣卦的不見了，辮子的數目迅速減少，青年女子停止纏足，就連外邊華裔所受教育也轉用新式課程。這種介入真實歷史進程的第一身描述，實可補足歷史片段的空白，使研究者更立體地掌握某一事件的多重面相，不致為個別紀載者的盲點所誤導。
到了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蔣夢麟更成為風起雲湧事件的主人公之一，本書第十四至十六章有生動敘述。作者正是當時北京大學教育學教授，在校長蔡元培請假時代理校長。在這擾攘不安年代，蔣夢麟也曾負責接待過，應邀到北大擔任客座教授的美國和英國著名學者杜威和羅素。
1928國民黨北伐統一中國以後，作者出任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而在1930年後更正式擔任北大校長，為時15年。1945年任行政院秘書長。《西潮》寫於抗戰的四十年代初，在1945年先以英文在美國出版；到五十年代末，由作者譯成中文在台灣出版，書前附有北大「五四」幹將之一的羅家倫先生序言，稱本書反映作者一生經歷的時代，「以小見大」，更盛讚書中「將東西文化相提並論之處，尤其可以發人深省」。
作者長期擔任教育工作，同時也十分關懷中國社會發展狀況。例如書中頁195說到：「雖然內戰頻仍，各省的公立學校甚至在國家統一之前就已經增加了好幾倍。私人常常以創辦學校來表達他們的愛國忠忱。千千萬萬的小學畢業生，跑進本鄉本土的自治社會，把愛國觀念散布到全國的每一角落。」他認為，新教育方式既提高科學和民主，也有助中國抗敵禦侮。蔣夢麟透露，抗戰後期，他在後方邊區看到一小孩拿鏟子挖了一個小墳，並且在墳上立了一個寫著「漢奸」字樣的木牌，說明教育水準提高，也可增強團結抗戰精神。
蔣夢麟在書中第二十九章，妙論西方殖民者的統治術。他認為英國殖民者對著殖民地，用的是養雞生蛋的方法：控制了主要的工業，而讓被殖民者在餘留的行業上自覓出路。而且，英國人從來不干涉殖民地人民的風俗或迷信思想。何良懋於是想到了，英國人對香港的殖民統治風格，以及積極不干預香港本土社會生活習慣，總之你不反抗或找殖民者的麻煩，大家和平共處，各得其所，正與作者的觀察相吻合。
或者有論者批評道：本書作者立場傾向國民政府，特別對蔣介石抱恭敬態度，會不會立論時失諸偏頗呢？我反而認為這正好是一面時代鏡子，反映當時實況，後人倒不必以人廢言。當大家知道，蔣夢麟中年以後根本是在國民政府機構任職，權力來源正與蔣介石一脈相承時，又怎能要求歷史當事人「超越」所處的時代？況且，作者多從文化比較的角度立論，不少觀點往往能超脫政治黨派成見，直面時代的弊端，而以民族利益為依歸。光就這一點來說，他的很多觀察足以穿透時空，直探國族靈魂深處矣。
何良懋今次就同各位講到這裏為止，多謝收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