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2007年由台北的時報文化出版，一年之後已經初版七刷，顯見讀者反應熱烈。何良懋覺得，像這樣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旁徵博引，所論題材貫串上下古今中外，而出版後能夠短期內一再加印，多少也反映了台灣社會一些特質，那就是對文化論題依然有一份探索之心，關顧文化發展的大論述，誠屬難能可貴。
全書超過300頁，文章分作11篇，例如《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等，這些宏大的專題論述，均屬余英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從事歷史及人文研究的精華。
作者主張，用知識人取代知識分子的叫法，較為可取，但中國傳統的士倒不完全等同於今天所講的知識人。據他表示，知識人「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於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識分子』事實上具有一種宗教承當的精神」。（頁202）
余英時又分析說，「士」在中國史初出現的時候，就有了參與「治天下」的要求。孔子說過「士志於道」，這是他最早為「士」所立下的規定；道就等於一套價值系統，要通過社會實踐才得以實現。唯其如此，「天下無道」才有可能變為「天下有道」。
如果從孔子算起，中國「士」的傳統至少已經延續了二千五百年。到了一九零五年，清朝廢除科舉制，「士」的傳統終於「斷裂」。但「士」的幽靈卻仍然以種種方式，或深或淺地纏繞在現代中國知識人的身上。余英時據此認為，「五四」時代知識人追求「民主」與「科學」，如果從行為模式上作深入觀察，仍然不脫「士以天下為己任」的流風餘韻。
作者指出，「士」也代表了傳統中國的「社會良心」，當奉行了逾二千年的「制度鏈」——科舉制度——正式於二十世紀初廢掉時，作為價值載體的「士」就消失，而在新式教育影響下，轉化成為「知識人」。至於中國價值系統之發生全面變動，就是在「五四」時代，亦即距今90年前。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也是固有倫理秩序解體的時代。余英時認為：「『五四』以來新價值儘管名目繁多，但從根源上說，都可以歸系到一個中心價值上，即個人的自作主宰，……」（頁138）
從士轉變為知識人，代表「士」文化的斷裂，也象徵了華人價值體系的巨大轉變。余英時這本書把中國知識人與文化價值的共生關係作出細緻疏解，這對於尋找今天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也是極具啟發意義的。
適逢今年「五四」運動90周年紀念活動快將舉行的時候，重溫余英時教授在本書的立論，再對照台海兩岸分治60年的現實，以及理性分析兩種制度差異，能不使人唏噓：究竟當今的知識人在多元思想交鋒下，如何發揮力量，通過獨立批判精神，作出「以天下為己任」的無私奉獻，從而做到「天下有道」，百姓歸心？
何良懋這次就同聽眾朋友講到這裏為止，非常感謝大家收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