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事件的導火索，眾所周知是當年4月，胡耀邦病逝後，大批民眾和青年學生由公開懷念胡耀邦而衍生出反官倒、爭民主的天安門運動。本書編者稱胡耀邦是「中共改革派領導人」，作者群有一個特色，他們都屬於贊成改革的體制內人士。這群人士所曾積極支持過的胡耀邦，上世紀八十年代中給黨內保守派趕下台之後，鬱鬱而終，而民眾反更同情「落難」總書記。20年後，當年胡耀邦在黨內「同聲同氣」的同志們，大都進入垂暮之年；趁「六四」時機，編者結合12篇回憶和反思論述的文章出書，希望有助「使中國共產黨獲得新生的方向」（導言，頁15）。
本書主編張博樹，任職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目前專事百年中國社會轉型和現代專制主義研究。他認為，中國的希望在憲政民主，中國共產黨的希望，則在中共黨內民主派。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是八十年代中共黨內的改革力量，可畢竟曇花一現，在「六四」之後就連提「政治改革」也成為全國一大政治忌諱。但凡牽涉到胡耀邦、政治改革和趙紫陽這類「高危」字眼時，中共當權者總是坐立不安，往往表現出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反應，絕不容許人民循此作理性探討，為中國社會找出路。
張博樹因而提出：「中共建政不過60年，改革開放僅僅30年，領導人更替也不過三、四代，雖然外表還擺出一副『盛世』模樣，骨子裏卻已經腐朽。」他又指出，如果說《零八憲章》是大陸民間自由力量為中國轉型作出的努力，則本書的面世，就是中共黨內民主派展示歷史擔當精神的明證了。
早年曾擔任毛澤東秘書的老共產黨員李銳在書中提出，為中共的執政黨地位的合法性計，為國家、民族和天下蒼生計，政治體制改革迫在眉睫。他眼中的胡耀邦，總是堅持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與經濟改革同步，更認同人類社會進步的普世規律，強調必須走民主、科學、法治之路，並且力促輿論開放、言論自由等。可是，胡耀邦壯志未酬，而中共在「六四」事件後的政治取向更見退縮，以致今天走上「新興的權貴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頁35）。
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就提出，中國今後的政治路向不外兩路，一就是民主自由，一就是專制壟斷。他分析說，當年中共保守派在黨內戰勝胡耀邦的「六大法寶」是：老教條、老資格、大批判、宮廷政變、陰謀詭計和武裝力量。他在書中也為楊尚昆在「六四」時被指下令軍隊開槍之說，提出自己的看法。他透露，「六四」以後有人指責是楊尚昆命令軍隊鎮壓人民，「楊尚昆喊冤，『我有甚麼權力調動軍隊啊！』鄧小平才是最後拍板採取武力對學生進行鎮壓的人。」（頁44）
本書另一作者周成啟主張，中共必須實行民主政治的通行規則，推動多黨制，落實民主選舉，追隨民主憲政大流，並與世界民主政治接軌。正因為中共缺乏民主選舉機制，在「大家長」人治之下，黨國無論是誰當家，都沒有一套定期輪流坐莊制度。周成啟說：「所以有人說，胡（耀邦）雖是『當權派』，但還不是『實權派』。」（頁243）他更指出，只有經濟上富強，而沒有政治上民主、精神上文明，仍然說不上是完整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確屬的評。
經過20年風風雨雨，胡耀邦的政治遺產不但不過時，而且影響方面累積更多，更加經得起考驗，在在說明了他是走在時代前端，他的思想和做法，超越同年代政治保守派又何止一整代。如果說，鄧小平在「六四」之後三年南巡，然後「移形轉影」地推動一條「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經改路線，那麼在今天，中南海胡溫體制又何嘗脫離過當年胡趙經改精神的總路線——但目前政改進程更趨收緊，欲避免任內社會上湧現一種期待上升的革命（revolution of the rising expectations）的困局。
胡耀邦之死，蛻變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源頭，讓亟欲「反腐敗」的羣眾，終找到「借死人壓活人」的宣泄口，吐露對當前封閉體制的不滿。當群眾運動失利，政府強行壓下民怨，以血洗長安大街作為收拾殘局代價，那只埋下更深更大的不定時炸彈，這筆賬遲早要償還的。強國夢貴乎四海同心，人人舒暢，但像本書作者章子陵所說：中國目前實行的書報審查制度，比英國落後300年，比日本落後140年（頁104），則難免落得外強中乾之譏，使人錯覺倒退至中世紀「黑暗時代」。
希望藉著回顧胡耀邦的一生，也能夠使中華民族真的看到自我救贖的一線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