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美紅：“我７０年代初在大陸出生，７０年代末整家人從廣東去了香港，我父母那一輩都是印尼華僑，他們是有經歷的一代人，接著他們在大陸成了家，有了兒女就去了香港。我其實在香港長大，對我來說，成長過程六四最關鍵的，也影響了我日後就業，甚至人生觀各方面。看世界看香港，各方面都有很根本的影響。
“六四的時候我在唸中六，那個時候在港島的一家中學唸書，那時候我們是會主動上街，幫支聯會籌款，對六四當時的感受是與天安門廣場上的北京人民，甚至全國的人民，對民主運動抱有希望的所有市民是一樣的，同舟共濟。
“當時的投入程度是１００%，也十分相信支聯會所做的一切，很欣賞他們採取主動，他們做了很多籌款，也都送了北京的帳棚等等。成個感受是很正面的，決得大家是同心協力，同坐一條船，香港與中國一起的那一種情懷。
“但我父母因為經歷過文革，在國內，有些比較慘痛的所謂政治教訓，所以他們對我與弟弟的積極參與是不贊成，還會嘗試阻止我與弟弟去遊行。我記得有幾次，要偷瞞著父母出去遊行。之後，我很記得六四當年，對我是一個人生極大的打擊，從來沒有嘗試過甚麼叫痛心疾首。
“你想像一下，一個１７、１８歲的女孩，第一次感受到甚麼叫痛心疾首，很深刻！看到政治的殘忍，某程度可以這樣說，現實也明白到為甚麼父母會反對我們參加，但之後我也覺得，同樣在香港長大，我們這一些70後、80後的新移民也好，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希望中國走向民主，或者中國的社會越來越多的平等，越來越多的尊重，以及財富越來越平均。所謂的富強，是全中國的富強，而不是一小部份人的富裕。
“我覺得在香港是提供了這樣的機遇，特別是現在有一些香港的年輕人，提出一些新的思維，希望香港的年輕人承擔香港的未來，對於香港未來的承擔，我覺得這些年輕人有很多是因為經歷了六四，在六四的運動中，學到了為自身，或者民族的使命有新的體現，我覺得是真實的承擔，是一生的經驗，經歷過六四的經驗，支接影響了我們對香港的認同。
“我在英國已經以10幾年，但我始終認為香港是我的家。我在香港長大，我接受典型的英式教育，結國響往英國就過來了讀書，也是因為這種殖民文化之下成長，令我看中國、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是有更多的批判的可能，而這可批判的可能，也能夠導致一個正面的貢獻，所以對我來講，六四決對不能夠忘記!
“必須肯定的是，至少在1989年，支聯會帶動了全香港的市民，投入了那個運動，以及抒發對國家、民族的感情。很重要的是，他播下了一個種子，對新移民也好，我們這一代也好，那個經歷是非常正面，尤其是社會參與，我個人覺得很多重要的啟迪。”
記者：接下來我要講的是一個個體的認同，很多歷史的大事見件，會成為人生一個關鍵的轉捩點，很多時候我們覺得香港與國內的年青人，80後、90後，70後也好，很一樣，有甚麼是令大家都同樣經歷，但國內的年青人現在看來，與香港、海外的差距真的很大，差別在哪呢?
陳美紅：“我想是經濟環境不一樣，當時上街遊行的香港學生，很幸運是沒有受到秋後算帳，我們沒有這個0威危脅，但在國內參與這個學生運動的，後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前途事業受阻，我覺的在這一方面，可能是會影響了他們從此不再出聲，或者對政治抱有很不同的態度，但我想這是一方面。
“另外，香港畢竟自由度很大，隨時你可以走。你在香港，我成長之後可以離開，但在國內，很多人是走不了。所以當時，參與這個六四學生運動的時候，大家都同樣的熱心，關懷組國。但是事後的代價不一樣，我們能夠選擇的路很不同，我覺的香港的學生，是幸福很多。”
記者:接著我要問，如果要你寫一封家書，給香港與國內的朋友，你會用怎樣的心情去寫呢?
陳美紅：“我的直覺是，首先我對香港是非常有感情,我非常感謝香港給我與我的家人，一次機會。也很感激我父母當年來到之後，所負出的個人的代價，他們基本上是犧牲了在大陸的事業，跟著到了香港,為的是後代。所以我對香港的感情是非常正面的。我會與香港說，無論我到了哪裡,香港都是我的家。每次聽到一些80年代的粵語流行曲，獅子山下、或者楚留香，自己會很感動。那感動是很直覺的。不能夠解釋，不是一個理性,完全是一個感性的反應。
“至於要寫一封家書給中國的話，我會覺得希望中國這塊土地，可以容納多元，包容越多不同的聲音，越多不同的可能,而不是嘗試將不同的聲音變成同一把聲音。”
各位聽眾，以上是英國華威大學翻譯與比較文化中心的助理教授陳美紅，講香港人對六四那種不離不棄的情懷。也因為有這份的情懷，香港人無論是否海外，與大陸的20年來的這一代都有所不同，我是何山，下次節目時間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