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16周年紀念特輯--嚴九鼎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中國人在16年前淌下的血泊,至今未曾凝固,歷史的傷口至今未曾癒合。本台制作的六四事件16周年紀念特輯,採訪了幾位大時代的過來人,見証者。
2005-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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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在廣場上絕食的北京大學學生。(法新社)
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在廣場上絕食的北京大學學生。(法新社)
AFP

第一位是八九民運中的學生領袖張伯笠,六四後他被當局通緝,逃亡幾年之後才來到美國,現在他是一位基督教的牧師──張伯笠講述了自己參與民運的經歷,他躲藏於東北鄉間,後逃出國境到達蘇聯,卻被KGB關押,後來遣返中國,卻沒有交給中國警方,他得以繼續藏匿,最後逃到香港,輾轉到達美國。

張伯笠認為,16年過去,六四成了中國人民心頭長久的疼痛,中國共產黨可以和反目成仇60年的國民黨握手言和,為何不能就六四問題達成政治和解。他認為六四受難者都是愛國者,都是中國人民的兒女,為什麼他們在16年後還在受難?張伯笠指出,任何政府都會犯錯誤,錯了就得承認,中國政府起碼可以做到撫恤受難者遺屬,還給他們作為公民的基本尊嚴。如果中國政府自己都不尊重歷史,如何要求別的國家(譬如日本)尊重歷史?

如果中國政府自己都不尊重歷史,如何要求別的國家(譬如日本)尊重歷史?

第二位接受採訪的是參與八九民運的知識界代表蘇煒先生,他當時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六四後他被當局指為“黑手”,列入黑名單,因此流亡美國,現在他是美國耶魯大學的語言教師。

蘇煒回顧了16年前他和嚴家祺、戴晴等12學者上天安門廣場勸導學生撤退的經過,他認為勸說失敗的原因是政府與學生雙方都沒有作出讓步,當然主要責任在政府一方。蘇煒說他在大學裡,許多美國學生都和他討論過六四事件,他發現,反而是大陸出來的留學生對當年的大事件完全處於無知狀態。這種割裂歷史的惡果,將來影響一代中國青年人,真正不尊重、不正視歷史的就是中國政府。

第三位接受採訪的是1989年廣東學運的領袖之一易丹軒。易丹軒當年是廣東商學院的學生,六四後被逮捕,投入黃華看守所,關押兩年,蹉跎16年之後,他才在美國完成了他的碩士學業。

易丹軒說六四事件改變了他整個人生軌跡,上個星期他作為一個大齡學生拿到碩士學位,百感交集。回顧當年,他還是一個熱血青年,對民主自由其實理解不深,只是作為一種抽象的觀念去追求,但今日,民主自由已不是空洞概念,他學會了尊重別人、理解寬容和種種社會行為規范,所以民主自由已是一種生活方式。

最後接受採訪的是另一個所謂“黑手”,他是美國人,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林的普通話很流利,但他是地道美國人,1989年他在北京任中美學術交流委員會辦事處主任,六四後他陪同方勵之、李淑嫻夫婦進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避難,因而被中國政府指為“外國勢力”的“黑手”。

林培瑞說,對歷史和事實的選擇性記憶,牢記對自己有利的部分,淡化和遺忘不利於自己的部分,這不是某國人或者某國政府的問題,而是不分民族都會如此。比如,六四事件16年後,一部份人一定要記著這個事情,一部份人一定要忘記這個,與當事人的利益有密切的關係。他說﹕“包括我,我是一定要記得這個事件,我們為甚麼這麼關心200多人,哪怕幾千人的死亡呢,因為16年來,有在數量上比這個更多的事,比如一年多以前,伊朗有一個地震,一個晚上死了多少人?幾萬,比六四死亡的多幾倍。可是我們不記得這個事情了,為什麼都不記得這個事情,一定要記得16年前的六四呢?因為它有象徵意義,它代表一種理想,不只是那兩百兩千人的理想,是代表一個民族,人類四份之一的理想,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中國?”

中國是一個優秀的民族,她可以有輝煌的未來,可是中國政府用的是19世紀的方法來處理六四,用一種落後的制度來束縛自己的國家。

林培瑞對本台講,本來16年前殺了幾百個人是不對的,可是並不是那麼龐大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大躍進死亡的更多。為甚麼大陸怕被揭露死了幾百個人的事情,也是因為與利益有關。他說﹕中國的政府、中國的共產黨,不願意承認他在六四的事是錯誤的,因為這影響到他的威望,影響到他的權力,在一個不民主的制度裡,威望就是權力,所以你承認你自己錯,你就是說我的政權不對。我的政權不對,我沒有資格上台,這是極權制度的弱點。

林培瑞說,正因為中國人佔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人民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中國是一個優秀的民族,她可以有輝煌的未來,可是中國政府用的是19世紀的方法來處理六四,用一種落後的制度來束縛自己的國家,林培瑞設問:這對中國人民難道是好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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