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举步维艰的中国民主路

刘贤斌曾因参与八九民运被判刑两年半，出狱后又因筹建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于1999年被法院以 “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其后获减刑于2008年11月获释。不过，平静的日子并不长久，刘贤斌又再度面临牢狱之灾。

刘贤斌上周一与友人茶聚时，被国保从茶馆带走。一周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事件引起海内外广泛的关注。中国各地包括四川，贵州，安徽，北京，陕西等，及海外民运人士纷纷成立关注团，声援刘贤斌。此外，公民关注团发起 “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呼吁民众向四川省，及遂宁市各相关部门，打电话或发传真，要求释放刘贤斌。有关的营救行动至今已有超过四百人签名。

熟识刘贤斌的四川民主人士陈卫表示，刘贤斌是朋友间公认的好人，出狱不到两年，当局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他，引起民间强烈的回响及愤怒，从各地声援刘贤斌的呼声可见一斑。

他说：这是对人民主权的示威，刘贤斌出狱才一年多，他是长期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非常温和的异见人士。很多希望参与刘贤斌营救行动的团体联系我，我看到很强大的民间力量。

事件中公安另一引起民众反感的举措，是前往刘贤斌未成年女儿的学校调查。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表示，公安竟然查问一个只有13岁的小孩，令人发指。女儿因此受惊，弱小的心灵受创。

他说：孩子对爸爸的印象很模糊，出狱后，两人的关系还不是很密切，她根本不知道爸爸的事，公安真是甚么都干得出，这样伤害小孩，无良心。我肯定要协助你，但你不能在我不知情下，去询问小孩。

出狱后的民主人士，由于仍在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一举一动往往受到当局严密的监控。刘贤斌在被捕前一个月曾接受本台的访问，当时他刚刚遭国保传唤完，他说国保查问他近期参与过的维权活动，同时警告他六四期间不能离开原地。

他说：主要问我5月上旬我到北京参加了福建三网民案的说明会，另外是我最近几个月，在海外网站发表过几篇文章。最后提到六四快到了，问我有何活动，叫我不要随便离开当地。

曾因参与民主运动坐牢8年的中国民主党北京成员高洪明表示，当局把剥夺政治权利所限制的范围无限扩大，变相成为打压民主人士的手段。

他说：当局过份扩大剥夺政治权利的条款及范围，按规定是剥夺选举权，被选权，还有言论，集会等自由，但没有包括剥夺人身自由，当局往往限制你的自由，这是违宪违法的。

他们除了要面对当局持续监控，随时会再被拘捕外，牢狱生涯往往令他们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馀下的日子都要承受病患的痛苦。高洪明说，出狱后，他的健康大不如前。

他说：不管身体多健康，精神状态多好的人，关到监狱里十年八年，生理心理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我前后坐牢十年，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另一名曾坐牢9年的中国民主党成员查建国表示，由于监狱的环境恶劣，饮食，医疗等各方面的条件都欠佳，导致他的身体非常虚弱，苍老。他两年前出狱时，朋友都认不出他来。

他说：很衰老，头发，牙齿全掉了，朋友都不认得我。用中医的话说是元气大伤，就是身体特别衰弱，上三层楼就气喘，腰酸退疼的。

中国民主党四川成员佘万宝，1999年被法院以 “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于今年3月出狱，服刑期间，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现时经常头痛。因筹组中国自由民主党入狱长达16年的前北京语言学院讲师胡石根，关押期间被打断右手中指，服刑期间患上肝病，心脏病，及严重神经衰弱。去年1月被判刑的中国民主党浙江成员王荣清，服刑期间导致严重肾衰竭，在家人多番要求下，当局因不愿负担其昂贵医药费，今年初才准许他保外就医。类似的例子可谓多不胜数。

王荣清表示，获准保外就医对他的病情有帮助，但就要面对沉重的医疗费用，他不知道能够维持多久。

他说：我现在一周做两次血透，刚出来时走一百米也不行，现在可以走两，三百米，但跑楼梯还不行。经济方面得到朋友的帮忙，暂时问题不大，可维持半年。

他们饱受健康受严重损害的痛苦之馀，亦同时面对经济困境。中国民主党北京成员高洪明说，他三年前出狱时已57岁，接近退休之年，加上身体欠佳，亦无法工作，只靠每月数百元的低保津贴过活，仅足以糊口。

他说：我现在都60岁了，无工作能力，只能到政府要个低保，每个月现在是430元，我就靠这生活，430元在北京只能够生存，不可能生活。

高洪明说，即使他们有工作能力，但招聘单位都不愿意聘用他们这些政治犯。有幸获聘用的，亦会因国保经常前来骚扰，最终被解雇。

他说：出来之后找工作挺难的，我们这种人各单位也不要你。即使找到工作，遇到敏感时期，警察要天天跟著你，公司的人看到天天有警察，还能让你继续干吗，不可能。

从他们的经历反映在中国追求民主的道路，举步维艰。不过，他们都不约而同表示，虽然因此而坐牢，失去人生中最宝贵的岁月，但仍然感到无怨无悔，而且仍然坚持追求民主的信念，同时亦相信中国最终能有自由民主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