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中国秘密警察势力在国际扩张

中国被国际间喻为秘密警察权力扩张的国家之一,这些秘密警察除了在本土执行保安工作外,更跨越国境至邻近地区秘密运作。一个关心缅甸民主发展的香港组织,较早时前赴缅甸跟当地异议人士接触时,除了遭当地国安人士跟踪,更被一名中国籍声称是记者的人士企图刺探消息。有政治学者认为,类似的情况常见于不民主的国家,要作出自我保障,唯一的方法就是团结力量,作出反抗。(刘云报道)

201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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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监察民间组织的活动,除了针对境内的地区外,更有越境执法之嫌。香港一个关心缅甸民主发展的组织,较早时联同民主党副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前赴缅甸,跟当地最大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的四名中央委员会面,除了遭当地政府派遣的人士贴身跟踪,更遭一名自称是中国《光明日报》记者探问底蕴。

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谓,她们抵达缅甸后,翌日便跟当地精神领袖昂山素姬所属的民主联盟的领袖聚面,在约一个小时的会面中,她发现遭到数名当地人士从旁一直紧贴监视及拍照,甚至当她们离开缅甸时,在机场离机室时也被数人监视直至登机离境。

其中一次更明显的跟踪是,当她们跟民主联盟的领袖会面后在酒店里溜踏,她们发现每往那里,或在那里停步,随后的人的行动都是跟她们一致,甚至当她们乘搭电梯返回酒店房间时,那些人更索性紧贴跟随。

不过,最特别的是当她跟民主联盟的领袖会面后的当晚,突然有一名自称是《光明日报》的中国籍记者接触她们要求访问,在过程中,刘慧卿著记者多点报导有关昂山素姬的处境或缅甸境内的人权状况,对方却清楚表明,由于话题敏感,他们不可能报导。

跟刘慧卿一起接受《光明日报》访问的香港争取缅甸自由联盟召集人区美宝谓,由于她过往曾在媒体工作,故感到那名自称是记者的人士的「采访」令她萌生疑窦。

其实,不感觉他在跟我们做访问,因为他没有问我们与民主联盟谈了什么或对大选的立场,他没有问我们这些东西,相反,他不断问我们谁安排会面,我们如何安排会面。

区美宝谓,她在过去处理一些国际议题时,偶尔也会遇上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士接触,那些人通常都会在公开场合如记者会里出现,他们不会跟其他记者一样向你提出众多问题,相反,他们不发一言,静静地坐在角落处聆听整个记者会,但是,当记者会接近尾声时,他们会率先离开会场。即使有人那著笔记簿出席,但翌日也不会看到他们在报导中有任何报导。她记忆中,这些来历不明的人士都是在她讨论研究有关马来西亚,印度等地的社会议题时才见过。

是次自称是《光明日报》记者的出现,区美宝说,是她在海外参与的多个国际议题中,首次遇到有华人负责搜集情报。

闻名不如一见,因为见到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在这方面也愿意投放重大的资源,在不同地方做资料搜集工作,特别是有关政治。就我而言,中国的影响力真的大了,因为以前不是有那么多的机会,不过,我相信以前都有但不是那么随便。

其实,以伪冒身份搜集情报的做法,香港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一位不愿披露名字的学者指出,是类做法在一些民主或非民主的国家都有出现,不过,在非民主的国家如中国,缅甸,甚至俄罗斯仍甚为普遍,原因跟它们国家建立时所经历的遭遇不无关系,引致存有牢固的敌友之分的简单思想有关。他谓,中国纵已在国际舞台上占一重要角色,经济亦发展迅速,但是,这絶不等同一个国家的自我保护意识会因而减少。至于香港有否类似的人士搜集情报,他谓,暂时未见有明显类似情况出现。

每逢「六四」在香港举行多项活动的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谓,个人并未遇到遭人刻意地搜集情报,可是,他并不完全排除没有人这样做,因为自从二00三年「七.一」五十万港人游行后,中国政府极为震惊,之后派出大量各级的人员来港做联络工作,然后,把讯息交予中央。

不过,这些人收集讯息的方法却并不明显,经常使用的方法包括邀约朋友茶聚或饭宴,期间以征询意见的模式探知情报。

他更相信,中国搜集情报的的情况会越来越厉害。

国力及国际间的力量都好大,但是,中国内地有好多民间矛盾,且有些好尖锐,香港的矛盾也在尖锐化中,所以,从另程度看,它也是很害怕。所以,我估计情报的搜集会越来越加强。

事实上,中国政府为稳定国家发展,不独派员往境外搜集情报,即使在中国境内亦动员国内的执法人员或外聘大量人士监视一些被认定为是颠覆国家政权的人士,当中最明显的例子包括现被判入狱的《零八宪章》起草兼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及张祖桦等。

不过,除了政治人物,即使平民百姓亦会成为监视,跟踪的一群。在香港成立中国冤民大同盟的沈婷便是苦主之一。

由上海移居香港的她谓,她因上海的居所被上海政府强行拆迁,而联同其他上海苦主一直追究政府,要求合理的赔偿,更数度前赴北京进行上访。未料此举却为她添来贴身「保护」。

我两次返上海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跟踪,有两驾车共六人日以继夜,廿四小时跟踪。

她指出,她于二00六及二00七年两度返回上海后,不管是数天甚至是两周时间,她发现均有两部车共六名人士日夜跟踪她,即使她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又或逛商场,与友人聚餐,都被那些人士追贴跟随,直至她返抵家门,仍在居所下继续监视。

她分析那些人监视她,是因为当地政府认为她有不稳定的因素,因此要派遣国安人员予以监视。但是,沈婷强调,她与众冤民的上访目的,只是要讨回公道,絶非有推翻政府之图。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仍在上海上访的访民都是觉得房屋是被共产党抢走,倘若推翻它,我们的房屋向谁取回?他们希望上访获政府承认拆迁是错误,因为这是利益,他们对政治没有诉求。只要让他们取回自己的房屋

然而,监视跟踪的做法仍旧继续,令无端丧失私隐的她感到困扰非常,造成心理影响,走在中国境内的街头上也会不时的往后望。不过,沈婷劝吁被侵犯私隐者,万勿质询跟踪者。

你上前质问他,他们会指你妨碍公务,他可据此捉你到派出所,所以,你在大陆对付他的方法是,只要他不阻挡你的路,你可以行动,你就千万不要找他,问他为何跟踪你。

香港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指出,不少国家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监控,但是,独裁国家却经常以此作为藉口,目的是箝制国内的异议声音。他认为,即使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或人权组织在这些侵犯私隐的情况下,亦远水不能救近火,向侵犯人权的国家作出制约的力量亦实在有限,顶多只能制造外围的政治或舆论压力。倘若被侵犯的个案仅属个人层面,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救援机会更是渺茫。

他认为,任何人倘在自己的国土里遇上私隐的侵犯,能够做的是组织反对力量。

在国内组织反对力量,反对声音控诉国家侵犯私隐,人权等,否则,能够做到的实在不太多,尤其是在不民主的国家,相关异议的行动更会被相关政府针对,他们会更加困难。

根据国际人权宣言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均述明,人人均享有私隐权。香港科技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副教授成名指,任何制度的国家都有保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不过,在欠缺制衡权力的独裁主义的国家里,侵犯民众私隐的情况更为普遍,他谓,相对有效的救助方法就是法律。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则呼吁中国政府,除改善国内的人权状况之外,更须利用在联合国拥有否决权的权力,容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俱有更大的权限,向人权纪录极差的国家进行调查,以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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