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監察民間組織的活動，除了針對境內的地區外，更有越境執法之嫌。香港一個關心緬甸民主發展的組織，較早時聯同民主黨副主席，香港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前赴緬甸，跟當地最大反對黨全國民主聯盟的四名中央委員會面，除了遭當地政府派遣的人士貼身跟蹤，更遭一名自稱是中國《光明日報》記者探問底蘊。
立法會議員劉慧卿謂，她們抵達緬甸後，翌日便跟當地精神領袖昂山素姬所屬的民主聯盟的領袖聚面，在約一個小時的會面中，她發現遭到數名當地人士從旁一直緊貼監視及拍照，甚至當她們離開緬甸時，在機場離機室時也被數人監視直至登機離境。
其中一次更明顯的跟蹤是，當她們跟民主聯盟的領袖會面後在酒店裏溜躂，她們發現每往那裏，或在那裏停步，隨後的人的行動都是跟她們一致，甚至當她們乘搭電梯返回酒店房間時，那些人更索性緊貼跟隨。
不過，最特別的是當她跟民主聯盟的領袖會面後的當晚，突然有一名自稱是《光明日報》的中國籍記者接觸她們要求訪問，在過程中，劉慧卿著記者多點報導有關昂山素姬的處境或緬甸境內的人權狀況，對方卻清楚表明，由於話題敏感，他們不可能報導。
跟劉慧卿一起接受《光明日報》訪問的香港爭取緬甸自由聯盟召集人區美寶謂，由於她過往曾在媒體工作，故感到那名自稱是記者的人士的「採訪」令她萌生疑竇。
其實，不感覺他在跟我們做訪問，因為他沒有問我們與民主聯盟談了什麼或對大選的立場，他沒有問我們這些東西，相反，他不斷問我們誰安排會面，我們如何安排會面。
區美寶謂，她在過去處理一些國際議題時，偶爾也會遇上一些來歷不明的人士接觸，那些人通常都會在公開場合如記者會裏出現，他們不會跟其他記者一樣向你提出眾多問題，相反，他們不發一言，靜靜地坐在角落處聆聽整個記者會，但是，當記者會接近尾聲時，他們會率先離開會場。即使有人那著筆記簿出席，但翌日也不會看到他們在報導中有任何報導。她記憶中，這些來歷不明的人士都是在她討論研究有關馬來西亞，印度等地的社會議題時才見過。
是次自稱是《光明日報》記者的出現，區美寶說，是她在海外參與的多個國際議題中，首次遇到有華人負責搜集情報。
聞名不如一見，因為見到中國的發展一日千裡，在這方面也願意投放重大的資源，在不同地方做資料搜集工作，特別是有關政治。就我而言，中國的影響力真的大了，因為以前不是有那麼多的機會，不過，我相信以前都有但不是那麼隨便。
其實，以偽冒身份搜集情報的做法，香港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一位不願披露名字的學者指出，是類做法在一些民主或非民主的國家都有出現，不過，在非民主的國家如中國，緬甸，甚至俄羅斯仍甚為普遍，原因跟它們國家建立時所經歷的遭遇不無關係，引致存有牢固的敵友之分的簡單思想有關。他謂，中國縱已在國際舞台上佔一重要角色，經濟亦發展迅速，但是，這絶不等同一個國家的自我保護意識會因而減少。至於香港有否類似的人士搜集情報，他謂，暫時未見有明顯類似情況出現。
每逢「六四」在香港舉行多項活動的香港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謂，個人並未遇到遭人刻意地搜集情報，可是，他並不完全排除沒有人這樣做，因為自從二００三年「七．一」五十萬港人遊行後，中國政府極為震驚，之後派出大量各級的人員來港做聯絡工作，然後，把訊息交予中央。
不過，這些人收集訊息的方法卻並不明顯，經常使用的方法包括邀約朋友茶聚或飯宴，期間以徵詢意見的模式探知情報。
他更相信，中國搜集情報的的情況會越來越厲害。
國力及國際間的力量都好大，但是，中國內地有好多民間矛盾，且有些好尖銳，香港的矛盾也在尖銳化中，所以，從另程度看，它也是很害怕。所以，我估計情報的搜集會越來越加強。
事實上，中國政府為穩定國家發展，不獨派員往境外搜集情報，即使在中國境內亦動員國內的執法人員或外聘大量人士監視一些被認定為是顛覆國家政權的人士，當中最明顯的例子包括現被判入獄的《零八憲章》起草兼發起人之一的劉曉波及張祖樺等。
不過，除了政治人物，即使平民百姓亦會成為監視，跟蹤的一群。在香港成立中國冤民大同盟的沈婷便是苦主之一。
由上海移居香港的她謂，她因上海的居所被上海政府強行拆遷，而聯同其他上海苦主一直追究政府，要求合理的賠償，更數度前赴北京進行上訪。未料此舉卻為她添來貼身「保護」。
我兩次返上海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跟蹤，有兩駕車共六人日以繼夜，廿四小時跟蹤。
她指出，她於二００六及二００七年兩度返回上海後，不管是數天甚至是兩周時間，她發現均有兩部車共六名人士日夜跟蹤她，即使她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又或逛商場，與友人聚餐，都被那些人士追貼跟隨，直至她返抵家門，仍在居所下繼續監視。
她分析那些人監視她，是因為當地政府認為她有不穩定的因素，因此要派遣國安人員予以監視。但是，沈婷強調，她與眾冤民的上訪目的，只是要討回公道，絶非有推翻政府之圖。
沒有，沒有，因為我們仍在上海上訪的訪民都是覺得房屋是被共產黨搶走，倘若推翻它，我們的房屋向誰取回？他們希望上訪獲政府承認拆遷是錯誤，因為這是利益，他們對政治沒有訴求。只要讓他們取回自己的房屋
然而，監視跟蹤的做法仍舊繼續，令無端喪失私隱的她感到困擾非常，造成心理影響，走在中國境內的街頭上也會不時的往後望。不過，沈婷勸籲被侵犯私隱者，萬勿質詢跟蹤者。
你上前質問他，他們會指你妨礙公務，他可據此捉你到派出所，所以，你在大陸對付他的方法是，只要他不阻擋你的路，你可以行動，你就千萬不要找他，問他為何跟蹤你。
香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指出，不少國家都會以國家安全為由進行監控，但是，獨裁國家卻經常以此作為藉口，目的是箝制國內的異議聲音。他認為，即使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或人權組織在這些侵犯私隱的情況下，亦遠水不能救近火，向侵犯人權的國家作出制約的力量亦實在有限，頂多只能製造外圍的政治或輿論壓力。倘若被侵犯的個案僅屬個人層面，獲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救援機會更是渺茫。
他認為，任何人倘在自己的國土裏遇上私隱的侵犯，能夠做的是組織反對力量。
在國內組織反對力量，反對聲音控訴國家侵犯私隱，人權等，否則，能夠做到的實在不太多，尤其是在不民主的國家，相關異議的行動更會被相關政府針對，他們會更加困難。
根據國際人權宣言及《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均述明，人人均享有私隱權。香港科技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成名指，任何制度的國家都有保護國家安全的責任，不過，在欠缺制衡權力的獨裁主義的國家裏，侵犯民眾私隱的情況更為普遍，他謂，相對有效的救助方法就是法律。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則呼籲中國政府，除改善國內的人權狀況之外，更須利用在聯合國擁有否決權的權力，容讓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俱有更大的權限，向人權紀錄極差的國家進行調查，以保障個人的基本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