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學運人士楊海的妻子王菁,連同三個學運的"遺孤"楊倩怡、王芷怡、陳橋,定居美國華府。三個"六四遺孤"來自三個不同的家庭,在王菁一手監護下成長。作為妻子,王菁有家歸不得;丈夫也來不得美國。2012年起分居兩地,妻子王菁成"活寡婦"。21年前,王菁不顧母親的反對,與學運後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坐過牢的原青島海洋大學楊海成婚。今日,為母者,會否同意女兒嫁個政治犯?(何山報道)
王菁: 我叫王菁,我跟先生楊海,都是同歲的同齡人。1989年的時候,我也是大學生,我也參與了那一場(六四)運動,只是說我沒有去坐牢而已。這種學生,當時是非常、非常多的。我認識的他們,並不是說他們是一個單獨的群體,就是一個大學生,都是我的同學。所以,後來,我跟我丈夫結婚。說真的、根本的,就是因為我們都是同齡人,我們經歷很多,大家都是相似的,我們的訴求是一樣的。同時,有一點,我覺得他們在坐牢,是替我們坐牢。
在華盛頓的郊區,記者走入王菁租住的公寓。四個女人之家,三個女兒 (一個親生、兩個乾女兒)都由王菁一手監護。客廳牆上是教會的信物,家居佈置不多。王菁說,大業主加租,由1600美元一個月加到2000多,要搬屋,家俱少,也就樂得方便。一個女人,帶住三個讀高中的女兒,不容易。
王菁: (與丈夫)大家都有一個對民主的訴求,他(楊海)當時是山東青島海洋大學的學生,被判刑。據我所知,是青島大學生裡,唯一因六四被判的一個。被判之後,身體得了乙肝,得病了,最後,應該是保外就醫了。
楊海的老家,在西安。六四的時候,兩人互不認識。楊海回到老家,都是同學之間的介紹,將他們連在一起。王菁笑言,戀愛說不上浪漫,回望挺有"先婚姻、後感情"的味道。
王菁: 後來就回來了,他們家正好在西安,而我的同學,西安的大學非常多,我們又住在大學區,我的同學、朋友都在這個區。他們家也在這區住,他認識我同學的一個人,大家就認識了。
26歲,王菁不顧母親的"提點",與坐過牢的楊海成婚。王菁與楊海都是來自知識份子的家庭,父母都在大學教書,也明白在中國的政治環境,往後的路會不好走。但一走,就是21年啦。
王菁: 應該是不同意啦,因為我媽的政治背景,她的父親政治背景就不好,也受了一輩子甚麼反革命家屬,所以,就知道這樣的一個事情,會背一輩子的黑鍋,她給我說了利害。
記者: 你會允許你的女兒跟一個坐過牢的結婚嗎?當時你媽怎講?
王菁: 媽當時沒有說得太多,只是告訴我,這對我未來不好,生活有很大的影響。當然,她對六四也表示同樣,她知道整個過程,她也是大學的教授。知道發生的起源,包括最後到六四的結束,完全看得很清楚。其實,像他(丈夫)這樣的人,在中國是有千千萬萬的。
父母無不希望孩子過個好生活,楊海的父親也告知兒子,在中國從事政治活動,就是一輩子,可要想清想楚。
王菁: 我那個時候,已經20多歲了,結婚時26歲了,我知道未來是甚麼一個路徑,給我媽說,我知道你反對,而你反對,是為了我,但我有我自己的路,未來好與不好,也準備好了。
王菁未來的路,當年沒有想過會來到美國。2012年,她一個女人,帶著14歲的女兒王倩怡,在朋友的協助下,先落腳西岸三藩市灣區。2014年,再移居到華府,3年多來,就走上一條與丈夫分隔兩地的不歸路。
王菁: 你今天問,我突然間感覺很長時間,三年時間很長,每天、每天要算;但突然又感覺很短,一眨眼就過去三年了,讓我也很吃驚。現在想一想,最難熬是前第一年、前半年。那簡直是不能回去啦,而且我的英語又不好,又沒有朋友,說實在,是沒有講知心話的朋友。
每逢六四,王菁說丈夫又要受到騷擾。那不談政事,談愛情與生活,王菁才欣然答應受訪。
她說,這個敏感時段,丈夫活在被當局限制人身自由、被旅遊、被傳喚的恐嚇與威脅當中。莫說出國,丈夫的護照一直拒發,發了又再被沒收。
王菁: 所以,這樣讓人感覺到,每天早上起來,我第一印象是我在哪裡?我似乎覺得這地球停轉了。好像地球上就只有我一個人,我看到還有其他人,但是,我跟他們不認識。
在華府,王菁選擇了一個遠離華人的社區居住;去教會,也選了一個西人為主的教會。記者問,為何有要遠離中國人的選擇?王菁答曰,"這個問題很沉重",但還是要為中國人說好話!
王菁﹕我覺得我很蒙福,因為我先生一直對我支持,來是對我經濟主要的支持。我這邊的白人教會,他們對我們的支持,包括對我身體的幫助,我得了病住院,包括我現在的醫藥費,有一對美國老父婦,就一直把我當他們的孩子,就像我爸媽一樣。
來美之初,因為租屋,王菁與華人的屋主有過磨擦;來到華府,王菁與在當地的一個民主基金會人物,也有說不清、理還亂的"非禮"糾紛。作為母親,除了要保護17歲的女兒楊倩怡,還有丈夫戰友劉賢斌女兒、18歲的陳橋(隨母姓),以及浙江民主黨創辦人王東海的遺孤、現年16歲的王芷怡。一個母親監護著三個 "女兒",她們同住一室。
下一集,六四學運的"孤兒",再同大家講這些"良心二代"的孩子,已經長大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