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中国压制非政府组织

北京民间组织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本月初出走美国后接受本台访问。一向处事低调的万延海指出,这次出国是为势所逼,因近月来他已成为政府部门追击的对象,政府企图藉行政手段压抑民间组织的发展。有香港学者提出警告说,中国政府不断推出压抑民间活动的政策,社会暴力会随时引爆。(刘云报道)
201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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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经香港转到美国的万延海,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说,此行怀有逃亡心情,是迫不得已,因为,他一直抱有回避政治敏感议题,专心为社会极弱势,甚至遭歧视的族群提供社会服务的意愿,几过十五年的默默耕耘,在过去数月间,顿成泡影。

万延海说:政府最近向我们下的功夫比较大,工商局、外汇局的文件、公安局调查、税务局查账、消防局来,公安局不断的电话,这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令万延海透不过气来的事始于去年,一直向该会提供资金援助的海外基金会,突然削减了二百万元的资助额,令他意识到不能长久依靠海外基金会的援助,遂愿意跟受民政部监管的国内基金会合作,共同成立一个亚洲的基金会,双方且签订了协议书,爱知行更准备了在国内进行公开募捐,实行自力更生。可惜,民政部突然一声令下,协议书只生效了五天,变成废纸一张。

未料,政府落井下石的策略,一个跟接一个。

万延海说:三月十八日,工商处来向我们作出调查,之后,三月廿五日,税务局给我发出税务调查通知令,这让我们比较紧张。跟著又到四月二十,北京消防局要查我们,廿一日,街道的消防工作人员又要调查。其他公安部门的电话,就很多了。

他说,这些行动不得不令他想起2008年奥运之时,该组织已被税局查账半年,那次查账终获通过,但未料约年半时间,该局又再查,且是由2008年至今年首季。但是,紧随的部门却是陆续有来。

曾是卫生部干部,披露河南村民因献血染上艾滋病,被公安拘留三次兼曾指控泄露国家机密的万延海,此际感到一切事向著他冲过来。

他说:他找我的讯号非常清楚,他就是要消灭我,这个讯号非常清楚。组织有影响力,在共产党眼内,他不在乎他的民望,共产党这次的行动主要不是因为对它的形象有影响,而是对它的力量,它关心的是有力量的民间组织,想想看这些组织有全国的网络,有国际的资金,有社会影响力,大概它都会采取比较统一的方法,即使你说支持共产党,不搞政治,它都不会容忍的。它主要考虑的是力量,不是面子。

万延海口中共产党害怕的力量,就是他与众多国际组织有联络,爱知行在全国有逾百项服务,有各种不同族裔如维吾尔族、回族等服务对象。不过,他说,爱知行从没有参与任何街上抗议活动。他更说,愿意与共产党成为朋友,可是,有一项条件。

他说:其实,我们可以成为共产党的朋友,我们也愿意,但是,我们愿意成为朋友,不能愿意成为走狗。但是,在这党国体制下,不能成为走狗的话,它没有朋友的。

可惜的是,万延海认为现时的中国政府并非想交朋结友,而是消灭另类声音。

他说:目前国家的战略,并不是这样,不是容让及支持你的发展,及成为合作关系,透过民间组织或专业团体来进行权利的分享,来共同治理社会,它是要把中国建立在一个封闭的形态下,然后只有一个力量絶对的统治,没有其他的声音,这是中国目前统治在他们的想法。这是我的理解。

万延海现虽身在美国,但是,仍在中国服务的爱知行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因为中国外汇管理局去年底突然下达一纸有关境内企业接受境外民间组织捐赠的新规定,要所有捐赠项目协议书要求经过公证,并出具捐赠方的经营材料等行政措施。之后,银行方会兑换海外基金会已汇到中国境内的资助金。

不过,文件的公证程序、涉及的法律问题,甚至牵涉的开支等都成为中国境内民间组织成功取得资助的难题。万延海甚至指,有不少公证行根本不懂如何做,有公证行曾要求爱知行的捐赠方亲自到北京进行认证。

维权律师江天勇谓,据他所知现时中国境内众多公证行都不甚懂如何进行公证。他说,表面上看外汇局新的规定,可能是想严控热钱的流入,另一方面,新规定亦可间接认定,现时一直无法注册的民间草根组织有一个认定身份的机会。

可是,从实际操作上看,国家对民间草根组织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采取压制,甚至想从中抽出一些他们心目中认为有不可告密的事情。江天勇更坦心。他说:把这些偶尔性的打压变成程序化,看起来似是一个合法的程序,它看起来似是法律程序的结果,但是,可能就是有一个打压的目的在内里。

其实,根据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及《社团登记管理条例》都订明,公民有结社自由,符合国际人权公约中第二十条所指,人人有结社自由。可是,当条例落实时当中除遇上众多问题外,更会众多行政关卡阻拦,如民间组织必须按规定,找到政府对口主管部门负责监管,方可再向民政部申请登记注册,可是,政府部门往往深怕往后麻烦会接踵而来,都会拒絶受理,所以,现时这类组织只能以企业性质在工商局登记,接受税局及其他相关部门监管。

外汇管理局新的规定,著实已令不少民间组织的活动被迫取消,万延海承认,在新规定下,他们在昆明的服务已被迫终止,此外,减少资助其他民间组织,不过,最头痛的是工资及房租等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即使香港往中国境内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也因新规定下,遇上不少难题。一所不愿公开名字的国际机构对本台记者讲,新规定下若向中国境内提供政制、法律等范畴的民间组织遇上最多困难,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公法研究中心、宪政研究中心及财经新闻研究中心便被北京大学公开表示,与之再无任何挂单关系。他又谓,有些民间组织为绕过各种阻挠,更不惜更换活动名字,以图使活动可以继续进行。

可是,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工权益的中国劳动透视义工锺小姐便向本台透露,三月份时该组织在广东惠州市一所酒店举行一项有关社会保障的研讨会,各民间团体及中山大学的学者都已抵达准备,未料,酒店突然通知会议不能开。她说:酒店突然间说断水断电,他们说不会提供水及电,但是,我们在惠州查过,当地水及电供应正常,这好明显,它们不希望你们开会。

中国宪政学者范亚锋说,如果在一个真正民主发展的社会里,民间组织有利于社会达致真正的稳定及和谐,可是,在没有民主的社会里,它却往往是政府的焦虑,因为它独立于威权体制之外。

一直研究华人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的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中国政府针对民间草根组织发展的新措施,正反映中国政府迄今仍心存西方围堵中国的猜忌。他说:政府自信心不够,对自己的政权的信心不足,觉得现在处于一个相当危险的阶段,一方面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很多。

他分析,中国恐怕民间组织跟数年前中欧地区如吉尔吉斯斯坦等国,脱离苏联的颜色革命不无关系,因为当时不少民间组织在民间提供服务,导致民间力量能够形成推翻政权。但是,陈健民认为,现时中国的状况,民间组织的存在是十分重要。他说:地方政府跟财团紏合一起,成为官商共同体,政府好多政策都倾斜在一方,因此,民怨好强烈。要平衡这种状态,必须要在政府与市场以外,发展一个公民社会,社会方能够平衡发展,方能够达致所谓的和谐社会。

他更听闻,中国政府有下一轮针对民间草根组织的计划,矛头指向私募基金会,不容许他们在公众募款,及援助未经注册的组织等措施。他说,这些措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一切活动要在政府慎密监督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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