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經香港轉到美國的萬延海，接受本台記者訪問時說，此行懷有逃亡心情，是迫不得已，因為，他一直抱有迴避政治敏感議題，專心為社會極弱勢，甚至遭歧視的族群提供社會服務的意願，幾過十五年的默默耕耘，在過去數月間，頓成泡影。
萬延海說：政府最近向我們下的功夫比較大，工商局、外匯局的文件、公安局調查、稅務局查賬、消防局來，公安局不斷的電話，這對我們的影響很大。
令萬延海透不過氣來的事始於去年，一直向該會提供資金援助的海外基金會，突然削減了二百萬元的資助額，令他意識到不能長久依靠海外基金會的援助，遂願意跟受民政部監管的國內基金會合作，共同成立一個亞洲的基金會，雙方且簽訂了協議書，愛知行更準備了在國內進行公開募捐，實行自力更生。可惜，民政部突然一聲令下，協議書只生效了五天，變成廢紙一張。
未料，政府落井下石的策略，一個跟接一個。
萬延海說：三月十八日，工商處來向我們作出調查，之後，三月廿五日，稅務局給我發出稅務調查通知令，這讓我們比較緊張。跟著又到四月二十，北京消防局要查我們，廿一日，街道的消防工作人員又要調查。其他公安部門的電話，就很多了。
他說，這些行動不得不令他想起2008年奧運之時，該組織已被稅局查賬半年，那次查賬終獲通過，但未料約年半時間，該局又再查，且是由2008年至今年首季。但是，緊隨的部門卻是陸續有來。
曾是衛生部幹部，披露河南村民因獻血染上艾滋病，被公安拘留三次兼曾指控洩露國家機密的萬延海，此際感到一切事向著他衝過來。
他說：他找我的訊號非常清楚，他就是要消滅我，這個訊號非常清楚。組織有影響力，在共產黨眼內，他不在乎他的民望，共產黨這次的行動主要不是因為對它的形象有影響，而是對它的力量，它關心的是有力量的民間組織，想想看這些組織有全國的網絡，有國際的資金，有社會影響力，大概它都會採取比較統一的方法，即使你說支持共產黨，不搞政治，它都不會容忍的。它主要考慮的是力量，不是面子。
萬延海口中共產黨害怕的力量，就是他與眾多國際組織有聯絡，愛知行在全國有逾百項服務，有各種不同族裔如維吾爾族、回族等服務對象。不過，他說，愛知行從沒有參與任何街上抗議活動。他更說，願意與共產黨成為朋友，可是，有一項條件。
他說：其實，我們可以成為共產黨的朋友，我們也願意，但是，我們願意成為朋友，不能願意成為走狗。但是，在這黨國體制下，不能成為走狗的話，它沒有朋友的。
可惜的是，萬延海認為現時的中國政府並非想交朋結友，而是消滅另類聲音。
他說：目前國家的戰略，並不是這樣，不是容讓及支持你的發展，及成為合作關係，透過民間組織或專業團體來進行權利的分享，來共同治理社會，它是要把中國建立在一個封閉的形態下，然後只有一個力量絶對的統治，沒有其他的聲音，這是中國目前統治在他們的想法。這是我的理解。
萬延海現雖身在美國，但是，仍在中國服務的愛知行正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因為中國外匯管理局去年底突然下達一紙有關境內企業接受境外民間組織捐贈的新規定，要所有捐贈項目協議書要求經過公證，並出具捐贈方的經營材料等行政措施。之後，銀行方會兌換海外基金會已匯到中國境內的資助金。
不過，文件的公證程序、涉及的法律問題，甚至牽涉的開支等都成為中國境內民間組織成功取得資助的難題。萬延海甚至指，有不少公證行根本不懂如何做，有公證行曾要求愛知行的捐贈方親自到北京進行認證。
維權律師江天勇謂，據他所知現時中國境內眾多公證行都不甚懂如何進行公證。他說，表面上看外匯局新的規定，可能是想嚴控熱錢的流入，另一方面，新規定亦可間接認定，現時一直無法註冊的民間草根組織有一個認定身份的機會。
可是，從實際操作上看，國家對民間草根組織是採取不信任的態度，採取壓制，甚至想從中抽出一些他們心目中認為有不可告密的事情。江天勇更坦心。他說：把這些偶爾性的打壓變成程序化，看起來似是一個合法的程序，它看起來似是法律程序的結果，但是，可能就是有一個打壓的目的在內裏。
其實，根據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及《社團登記管理條例》都訂明，公民有結社自由，符合國際人權公約中第二十條所指，人人有結社自由。可是，當條例落實時當中除遇上眾多問題外，更會眾多行政關卡阻攔，如民間組織必須按規定，找到政府對口主管部門負責監管，方可再向民政部申請登記註冊，可是，政府部門往往深怕往後麻煩會接踵而來，都會拒絶受理，所以，現時這類組織只能以企業性質在工商局登記，接受稅局及其他相關部門監管。
外匯管理局新的規定，著實已令不少民間組織的活動被迫取消，萬延海承認，在新規定下，他們在昆明的服務已被迫終止，此外，減少資助其他民間組織，不過，最頭痛的是工資及房租等問題，仍未完全解決。
即使香港往中國境內提供服務的民間組織也因新規定下，遇上不少難題。一所不願公開名字的國際機構對本台記者講，新規定下若向中國境內提供政制、法律等範疇的民間組織遇上最多困難，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公法研究中心、憲政研究中心及財經新聞研究中心便被北京大學公開表示，與之再無任何掛單關係。他又謂，有些民間組織為繞過各種阻撓，更不惜更換活動名字，以圖使活動可以繼續進行。
可是，在中國境內提供勞工權益的中國勞動透視義工鍾小姐便向本台透露，三月份時該組織在廣東惠州市一所酒店舉行一項有關社會保障的研討會，各民間團體及中山大學的學者都已抵達準備，未料，酒店突然通知會議不能開。她說：酒店突然間說斷水斷電，他們說不會提供水及電，但是，我們在惠州查過，當地水及電供應正常，這好明顯，它們不希望你們開會。
中國憲政學者范亞鋒說，如果在一個真正民主發展的社會裏，民間組織有利於社會達致真正的穩定及和諧，可是，在沒有民主的社會裏，它卻往往是政府的焦慮，因為它獨立於威權體制之外。
一直研究華人公民社會與民主發展的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健民，中國政府針對民間草根組織發展的新措施，正反映中國政府迄今仍心存西方圍堵中國的猜忌。他說：政府自信心不夠，對自己的政權的信心不足，覺得現在處於一個相當危險的階段，一方面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社會矛盾很多。
他分析，中國恐怕民間組織跟數年前中歐地區如吉爾吉斯斯坦等國，脫離蘇聯的顏色革命不無關係，因為當時不少民間組織在民間提供服務，導致民間力量能夠形成推翻政權。但是，陳健民認為，現時中國的狀況，民間組織的存在是十分重要。他說：地方政府跟財團紏合一起，成為官商共同體，政府好多政策都傾斜在一方，因此，民怨好強烈。要平衡這種狀態，必須要在政府與市場以外，發展一個公民社會，社會方能夠平衡發展，方能夠達致所謂的和諧社會。
他更聽聞，中國政府有下一輪針對民間草根組織的計劃，矛頭指向私募基金會，不容許他們在公眾募款，及援助未經註冊的組織等措施。他說，這些措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一切活動要在政府慎密監督下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