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大陆禁媒体跨地采访弱势社群受害

中国新一轮压制新闻自由的措施在本月初正式实施。最新的限制中,矛头直指影响日深的数百份都市报,不准它们刊载其他省份媒体报导的负面消息。有学者指,禁令的出现跟各地省份官员不断投诉有关,显示媒体过去发挥了监察社会的功能。有业界叹谓,中宣部施压的力度自奥运后不断增加,受害者不独是一群被欺压的弱势社群,政府最终也可能会自食其果。(刘云报道)

2010.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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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内媒体一直受著多个监管部门控制,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众多监控的部门中,中宣部可谓是表表者,根据国际记者联会去年就中国新闻自由的年报指,去年录得中宣部下达的禁令,平均差不多每天至少一则。

国际间不断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宪法中第三十五条所订的公民有新闻自由的权利,但是,中宣部依旧漠视,较早时再下一纸禁令,矛头直指日渐影响深远及广泛的中国境内各地省市的都市报。

根据多份海外媒体报导指,中宣部饬令所有都市报不能与其他省份的都市报交换负面新闻的稿件,此外,所有突发性新闻须使用官方媒体的报道。报导又指,事件跟今年三月份两会期间,中国境内出现十三家媒体联合刊载同一篇社论,呼吁人大改革户籍制度有关。

不过,北京一名不愿披露名字的新闻系教授指,事件与各省市地方官员不满省外媒体跨省报道其辖区内的负面消息有关,联合社论只不过是导火线而已。

他说,中宣部有监控全国媒体的权力,但是,其辖下各省市的宣传部只能够控制自己省内的媒体,无权管控省外媒体,因而难以杜絶省内的负面新闻出现在省外的新闻媒体上,直接影响其管治能力。

近数年间,不少媒体连番跨境报导外省的消息,形成异地监督报导的潮流,当中包括石家庄三鹿毒奶粉率先在上海媒体披露,更成为业界的一枝强心针,不断报导别省的负面新闻,随之出现的包括有湖北省巴东镇邓玉娇案,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抢都市报记者的录音笔事件,山西疫苗事件及广州垃圾焚化炉等负面消息。

该名教授指,这些原本是地区变成全国性的消息令到不少地方官员感到不满,不断向中宣部告状,故招徕是次新一轮的限制。不过,他质疑禁令能否妥善执行,因为禁止异地监督之说其实早已下达,但是,各省宣传部门的执行力度不一。他估计,是次禁令只会带来短暂性的成效,长远来说,由于都市报为求生存,必须要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因而会继续擦边球。

禁令下达之后,不同省市的都市报已陆续依从禁令,北京,广东,云南,广西及湖南的都市报除报导自己省内的新闻外,省外的负面新闻都是使用官方媒体如新华社或中新社等,至于,属省外但正面性的新闻则仍偶尔出现在自己的媒体内发报。

一名在广州的媒体集团工作的记者谓,现时的中宣部下达禁令的力度较奥运时狠。

他说:影响很大,现在的禁令较奥运时的禁令还要严厉,若媒体没有强的抗压能力,中宣部给它明确不出差的命令,它就不会出差,整个舆论压力就会恶化,媒体的影响力就会收缩,只返会本地新闻。其实,本地新闻很好控制的,地方的宣传部说不能报就不能报。

他记忆,该报业集团领导们层被中宣部领导训斥它们在各个省市倒乱。可是,在是次禁令中,该集团只接获不准互换文稿而已,并未说我们不能自行采访。他估计,原因跟该集团的市场资产值数以十亿的财力有关。

中国境内除全国性的报纸外,以报导地方新闻及民生为主的都市报始于二十世纪才出现。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率先掀起都市报概念的是中国记协,当年该协会主办 《市场经济与都市报发展》 的研讨会后,激发各省份期后陆续容许本土的都市报出现,在二00一年前,全国各省的都市报有逾三百份之多。

由于,各都市报为求增强自己的市场占有率及影响性,除了按照注册时在自己本土采访外,不断向外扩张地域,以《南方都市报》为例由广州根据地,现已拓展致覆盖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更有在珠三角以外省市的驻地记者,引致,单以该都市报为例,资产值已跳升到数十亿人民币,成为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都市报。

此外,不同省市的都市报亦会跟其他省市的同业签定合作协议,在自己的媒体里刊载对方的报导,以增强彼此夸地区性的影响力,最终达致增加广告收益。

北京一份都市报的记者承认,禁令对该报影响深远,因为该报刊载的消息不能再像过去,可以在广东省的 《南方都市报》 上刊载,现只能局限省市内的新闻。相反,对于全国性的媒体来说,是次的禁令对它们丝毫无损,不过,一名在全国性媒体里工作的记者认为,有关禁令对媒体的发展未必是好事。

他说:可能会影响夸省监督,造成难度,我相信中国新闻界媒体人都有相当的机会,他们应该有能力面对任何发生的阻碍或造成的问题,坚持新闻理想。我也知道作为一个媒体,报道环境是须要更多媒体人来关注,新闻的推进可能会更有利,如果关注某个事情的媒体减少,可能会造成影响。

禁令除了直接地阻止一些地方的负面消息在其他省份媒体流传,对一些财力及知名度不足的媒体的生存可能会造成生存的影响,但是,对其他全国性的报纸或俱有财力的媒体而言,影响有限。不过,此道禁令对民生亦带来沈重的影响。

一直关注资讯自由的广州网络作家野渡便坦言,禁令的最大受害者是民众的权利。他以广州番禺去年发生的垃圾焚化炉兴建事件为例。

他说:中国媒体有一个不成文的做法就是,若不许当地的媒体报导,我们就通过其他外地媒体的同业把事情报道出去,广州垃圾焚烧场事件就是明显的子之一,当时不许广东媒体报道,但是,广东媒体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上海,北京等异地的同业,把这些消息扩散,最后制止垃圾焚烧建设。

他指,禁令之下,虽然中国境内有很多有良心的新闻工作者,但是,报导毕竟有困难,这不独影响新闻自由,更影响被施压者,长远而言共产党会自食其果。

他说:各种压力下的民众因为他们的真实声音未能反映时,他们的权益会同样受到伤害。其实,对共产党而言早晚也会被这种做法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因为当它在掩耳盗铃的时候,当它们为了目前的短期利益,牺牲自己的长远利益时,最后受到损害的就是它自己。

他更以狼狈为奸形容中宣部与地方官员的关系,因此,他呼吁中国境内的媒体能继续秉持自己的良心为民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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