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大陸禁媒體跨地採訪弱勢社群受害

中國新一輪壓制新聞自由的措施在本月初正式實施。最新的限制中,矛頭直指影響日深的數百份都市報,不准它們刊載其他省份媒體報導的負面消息。有學者指,禁令的出現跟各地省份官員不斷投訴有關,顯示媒體過去發揮了監察社會的功能。有業界歎謂,中宣部施壓的力度自奧運後不斷增加,受害者不獨是一群被欺壓的弱勢社群,政府最終也可能會自食其果。(劉雲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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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境內媒體一直受著多個監管部門控制,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在眾多監控的部門中,中宣部可謂是表表者,根據國際記者聯會去年就中國新聞自由的年報指,去年錄得中宣部下達的禁令,平均差不多每天至少一則。

國際間不斷呼籲中國政府尊重憲法中第三十五條所訂的公民有新聞自由的權利,但是,中宣部依舊漠視,較早時再下一紙禁令,矛頭直指日漸影響深遠及廣泛的中國境內各地省市的都市報。

根據多份海外媒體報導指,中宣部飭令所有都市報不能與其他省份的都市報交換負面新聞的稿件,此外,所有突發性新聞須使用官方媒體的報道。報導又指,事件跟今年三月份两會期間,中國境內出現十三家媒體聯合刊載同一篇社論,呼籲人大改革戶籍制度有關。

不過,北京一名不願披露名字的新聞系教授指,事件與各省市地方官員不滿省外媒體跨省報道其轄區內的負面消息有關,聯合社論只不過是導火線而已。

他說,中宣部有監控全國媒體的權力,但是,其轄下各省市的宣傳部只能夠控制自己省內的媒體,無權管控省外媒體,因而難以杜絶省內的負面新聞出現在省外的新聞媒體上,直接影響其管治能力。

近數年間,不少媒體連番跨境報導外省的消息,形成異地監督報導的潮流,當中包括石家庄三鹿毒奶粉率先在上海媒體披露,更成為業界的一枝強心針,不斷報導別省的負面新聞,隨之出現的包括有湖北省巴東鎮鄧玉嬌案,湖北省省長李鴻忠搶都市報記者的錄音筆事件,山西疫苗事件及廣州垃圾焚化爐等負面消息。

該名教授指,這些原本是地區變成全國性的消息令到不少地方官員感到不滿,不斷向中宣部告狀,故招徠是次新一輪的限制。不過,他質疑禁令能否妥善執行,因為禁止異地監督之說其實早已下達,但是,各省宣傳部門的執行力度不一。他估計,是次禁令只會帶來短暫性的成效,長遠來說,由於都市報為求生存,必須要增強自己的影響力,因而會繼續擦邊球。

禁令下達之後,不同省市的都市報已陸續依從禁令,北京,廣東,雲南,廣西及湖南的都市報除報導自己省內的新聞外,省外的負面新聞都是使用官方媒體如新華社或中新社等,至於,屬省外但正面性的新聞則仍偶爾出現在自己的媒體內發報。

一名在廣州的媒體集團工作的記者謂,現時的中宣部下達禁令的力度較奧運時狠。

他說:影響很大,現在的禁令較奧運時的禁令還要嚴厲,若媒體沒有強的抗壓能力,中宣部給它明確不出差的命令,它就不會出差,整個輿論壓力就會惡化,媒體的影響力就會收縮,只返會本地新聞。其實,本地新聞很好控制的,地方的宣傳部說不能報就不能報。

他記憶,該報業集團領導們層被中宣部領導訓斥它們在各個省市倒亂。可是,在是次禁令中,該集團只接獲不准互換文稿而已,並未說我們不能自行採訪。他估計,原因跟該集團的市場資產值數以十億的財力有關。

中國境內除全國性的報紙外,以報導地方新聞及民生為主的都市報始於二十世紀才出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率先掀起都市報概念的是中國記協,當年該協會主辦 《市場經濟與都市報發展》 的研討會後,激發各省份期後陸續容許本土的都市報出現,在二00一年前,全國各省的都市報有逾三百份之多。

由於,各都市報為求增強自己的市場佔有率及影響性,除了按照註冊時在自己本土採訪外,不斷向外擴張地域,以《南方都市報》為例由廣州根據地,現已拓展致覆蓋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更有在珠三角以外省市的駐地記者,引致,單以該都市報為例,資產值已跳升到數十億人民幣,成為全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都市報。

此外,不同省市的都市報亦會跟其他省市的同業簽定合作協議,在自己的媒體裏刊載對方的報導,以增強彼此誇地區性的影響力,最終達致增加廣告收益。

北京一份都市報的記者承認,禁令對該報影響深遠,因為該報刊載的消息不能再像過去,可以在廣東省的 《南方都市報》 上刊載,現只能侷限省市內的新聞。相反,對於全國性的媒體來說,是次的禁令對它們絲毫無損,不過,一名在全國性媒體裏工作的記者認為,有關禁令對媒體的發展未必是好事。

他說:可能會影響誇省監督,造成難度,我相信中國新聞界媒體人都有相當的機會,他們應該有能力面對任何發生的阻礙或造成的問題,堅持新聞理想。我也知道作為一個媒體,報道環境是須要更多媒體人來關注,新聞的推進可能會更有利,如果關注某個事情的媒體減少,可能會造成影響。

禁令除了直接地阻止一些地方的負面消息在其他省份媒體流傳,對一些財力及知名度不足的媒體的生存可能會造成生存的影響,但是,對其他全國性的報紙或俱有財力的媒體而言,影響有限。不過,此道禁令對民生亦帶來沈重的影響。

一直關注資訊自由的廣州網絡作家野渡便坦言,禁令的最大受害者是民眾的權利。他以廣州番禺去年發生的垃圾焚化爐興建事件為例。

他說:中國媒體有一個不成文的做法就是,若不許當地的媒體報導,我們就通過其他外地媒體的同業把事情報道出去,廣州垃圾焚燒場事件就是明顯的子之一,當時不許廣東媒體報道,但是,廣東媒體利用自己的優勢,通過上海,北京等異地的同業,把這些消息擴散,最後制止垃圾焚燒建設。

他指,禁令之下,雖然中國境內有很多有良心的新聞工作者,但是,報導畢竟有困難,這不獨影響新聞自由,更影響被施壓者,長遠而言共產黨會自食其果。

他說:各種壓力下的民眾因為他們的真實聲音未能反映時,他們的權益會同樣受到傷害。其實,對共產黨而言早晚也會被這種做法損害了自己的利益因為當它在掩耳盜鈴的時候,當它們為了目前的短期利益,犧牲自己的長遠利益時,最後受到損害的就是它自己。

他更以狼狽為奸形容中宣部與地方官員的關係,因此,他呼籲中國境內的媒體能繼續秉持自己的良心為民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