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造反派頭子程志勇的文革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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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28歲的程志勇成了四川造反兵團的頭頭;十年後,他亦因此被捕入獄。此後的30多年裡,他和他的造反派的"戰友"們還在回憶過去的時光。現今他們也同樣申訴,但遭受無視。他們對武鬥中的傷亡者無歉意,還說沒有後悔。周一(16日)是中國文革開始50周年的日子,本台記者專訪程志勇,解讀他們的文革余生。(黃小山/林國立 報道)

即便是在50年後的今天,在說到自己曾經的頭銜時,78歲的程志勇依然一字一頓,清晰明白。那時候的他,曾經只是成都市供銷社一位普通干部的他,變成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財貿系統成都市供銷合作社井岡山分團團長"。

他稱自己是被以巴黎公社式的逐級選舉,選成了供銷系統的頭。

但根據現有的資料顯示,當上供銷系統造反派兵團長的程志勇,首先遇到的是被成都軍區背景的打壓,並首次被抓進了監獄。但隨著激進勢力漸占上風,他很快獲釋,並立即參加了"文攻武衛"。

程志勇沒有透露自己的"文攻"的故事,但他對"武衛"的紀錄卻記憶猶新。他透露的自己參加的一個激烈的武鬥,是圍攻具有保守傾向的造反組織產業軍指揮部,但在敘述中,他以不清楚為由,回避了自己究竟打死打傷了多少人。

他說:1966年(實為67年),5月初嘛,當時我們從監獄剛出來,我們圍攻那個四川省輕工廳那個產業大樓、產業軍的司令部嘛,打了幾天。我圍了它兩天以後,我就受傷了。剛從監獄出來,那個氣氛很高的,因為當時我組織敢死隊,我們搭人梯上去啊,披著那個打濕的棉絮,衝上去20幾個,打了3、4個小時,精疲力盡了,打不下來,後來我掩護大家撤退,我最後一個跳樓,跳樓下來以後,手受了傷。反正有傷亡,對方說不清,我們傷了可能有10多個人吧。聽說132廠打起來了,我就(從醫院)回我們單位,把我們保衛科的槍支彈藥全部收繳了,就準備誰占我的樓我就搞死誰。

在震驚全國的成都5、6血案(又稱132廠血案)中,他否認自己直接參加的戰鬥。在那場由產業軍和造反派的激烈對抗中,數十人當場死亡,數百人受傷,其中很多是學生。而這場衝突的背後,雙方都是在保衛毛澤東的口號下進行的。

他說:132廠是一個國防飛機廠,規模很大,兩萬多人,主流派是我們這一派的,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嘛。頭頭叫侯正東(音)、一個叫鄺先成,鄺先成已經去世了,侯正東今年82歲了。攻打132廠產業軍保守派,5月6號嘛。發生這起事件,兩邊就發生武鬥,也死了些人,最後當然是老產集團打垮了。紅衛兵多,學生為主的,死了48個人。這些產業軍,造反派,都是保衛毛澤東。

官方的公開資料只有寥寥數語稱,在那次衝突中,成都市10萬造反派支援132廠的造反派,處於劣勢、將被圍殲的對立派產業軍由廠方派發槍支彈藥,開槍,造反派49人死於武鬥現場。

程志勇甚至給自己的手下下達命令,只要有人進入自己單位的圍牆,就鳴槍警告,進入樓口,就槍斃。他稱,但實際上沒有人靠近樓口。他稱自己這樣做是自衛。

根據程志勇的敘述顯示,當時殺人比較隨意。一名供銷社系統的造反派,被102軍工廠的人抓住,直接拉出去槍斃了,他則組織了幾千人圍困該廠索要凶手張大貴,最後在1967年9月的北京談判之後,這名叫張大貴的人,被該廠造反派交了出來,春節前被判了死刑,並與當年春節前槍決。

但程志勇的十年風光隨著文革的結束而結束,1976年,程志勇被逮捕,1979年,在被關了3年多之後,他被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7年,一直坐滿了刑期,才出獄。然後是被開除公職。

出獄後,他發現自己沒有了戶口,沒有工作,在申述了1年多後,他的戶口才被遷回成都。他用了一句不無文革痕跡的話稱"通過一番鬥爭"。在那次大清算中,他所知道的文革中的造反派頭子,都進了監獄,有的被判刑10多年。

程志勇發現,因為自己的造反派頭頭的身份,在此後的數十年裡,家裡亦受牽連﹐孩子高中畢業後,就無法上大學﹔即使就業等,也遭遇歧視。

如今的程志勇住在成都市桂王橋北街的一個老式小區裡,沒有社保,沒有低保。他和他的造反派"戰友"們,多次前往四川和成都市各級部門申述,但面對的﹐是警察的維穩﹐亦沒有任何人理睬他們。而民間公開的輿論,更多的是對造反派暴力的譴責,很少有人對他們表示同情。

他說:現在無社保,無勞保,什麼都沒有,低保也不給,什麼都不給。現在我們找了他們幾次,給他們公開信,讓他們落實政策,他們也置之不理。這種情況的人還很多,70、80人找他們,給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協,各個方面,省政法,到處給他們寫公開信,他們根本不理,什麼也不管。我今年已經快78了,一半的人都去世了,這些人都邊緣化了。當時熱血青年嘛,現在50年過去了。

他強調自己當頭頭時的清廉,但卻始終沒有為那些在武鬥中傷亡的人表示一絲歉意,他認為,造成嚴重傷亡的原因,都是因為走資派和當權派的挑撥所致。

如今的程志勇依然還懷念文革的狀態。他同情上個世紀50年代末期反右運動的幾千萬右派,甚至公開為他們辯護的得罪了當時的領導,也正因為如此,他才成了反當權派的領袖,但他卻無力解答大批右派知識分子們為何在文革中遭遇滅頂之災。他認為,文革中的大鳴大放大字報是一種民主的表現。他厭惡專制和獨裁,認為現在的中國是權貴資本掌控的法西斯政權,踐踏人權,沒有公平,但他卻繼續贊揚毛澤東,甚至稱文革是中國幾千年專制社會出現的一縷民主的曙光。

他說:共產黨的黨章,信進去了。但是實踐說明,特別是1957年以後,幾千萬人的右派,凡是對黨員提意見就是反黨。文化大革命,這個死亡也是走資派、當權派他們挑動的。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了不起的人物。這個大革命,是中國民主的一線曙光,對當權者是一種監督。

在回顧這幾十年的後文革人生,程志勇稱,沒有後悔。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標志著10年的文革開始。也成為十年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之一。在這次日後被中國官方成為10年浩劫的政治運動中,外界估計其導致數百萬人受迫害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