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逃犯条例》寒蝉效应 社工忧堕「失踪者」行列

2019-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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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本港社福界多个组织成立「社福界反送中联席」,并发起联署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Facebook图片)
2019年5月,本港社福界多个组织成立「社福界反送中联席」,并发起联署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Facebook图片)

中国政府对社工及非政府组织的打压行动升级,上月在短短两星期内,至少有4名内地社工无故「被失踪」,掀起一片「白色恐怖」之时,香港社福界亦忧虑自己会可堕入「失踪者」行列,最近联署加入反修订《逃犯条例》,担心为公义发声而误触中国政府「红线」,尤其大部分社工当年积极参与占领运动被秋后算帐。(覃晓言 报道)

香港政府硬推《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将于下周三(12日)恢复二读辩论,引起社会不同界别争议不绝,本港59名社福界选委上月亦全体发表声明反对修例,并成立「社福界反送中联席」发起联署及落区宣传。一班社工认为,修例对行内带来深远影响,如前线社工日后在争取权益及追寻公义时,极有可能受到掣肘;甚至过去在内地参与服务工作,如曾替居民向当地政府反映意见,会否被安插罪名,秋后算帐。

社福界选委、资深社工许丽明向本台表示,行内更大的忧虑是难以再分享对自由民主的想法。她指,行内本身早已被要求「维稳」,但当年仍有很多同业私下参与占领运动,为被捕者提供辅导及支援,又向学生分享个人想法,一旦通过修例,相信很多人会被逼噤声。

许丽明说:其实是寒蝉效应,2014年占领运动的时候,社福界投入了很多同事自发性参与后援工作,(社福界)本身已经要很克制,不能参与太多倡议或者维权工作,可能会个别向一些小朋友或学生,分享自己对自由和民主的想法,但接下来若通过修订《逃犯条例》,我们会否要噤声,其实我们不敢肯定。

许丽明又指,不少香港社工碍于在内地工作,早已「自我审查」,绝不谈及敏感话题,若修例后,恐这股「审查」风气蔓延至香港,尤其很多社工常为新来港人士、跨境学童及双非学童提供服务,当中的对话内容会否被传返内地,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 2019年,我成为一个逃犯 】

【 2019年,我成为一个逃犯 】 2019年2月,林郑月娥政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假如恶法通过... 与弱势同行,将会成为罪名; 自由创作,将会成为罪名; 宣扬民主,将会成为罪名; 改革社会,将会成为罪名; 反抗,就是罪名。 2019年,我们还有一丝希望 你,会如何选择? ——————————————— 反「送中」大游行 2019年6月9日 / 下午02:30 维园草地 游行至 立法会 ——————————————— ► #反送中 #69游行 #反抗 #撤 ► #维园草地出发 #记得带水 ► #Share比你嘅朋友

Posted by 民间人权阵线 Civil Human Rights Front on Thursday, June 6, 2019

另根据本港《社会工作者工作守则》列明,社工须维护人权及社会公义,有需要为民发声,与内地的文化背道而驰;加上社工有责任保障个案受助者的私隐,即使个案人涉及违法行为时,社工仍要保障其权利,但社工会否被指触犯协助、教唆或煽惑等的罪名,恐随时触及「红线」。

许丽明说:我们社工可能要尊重个案人,或要尊重他们的私隐,这些于社工守则已经存在,但若多加一条(逃犯条例)有机会因为我们不知道犯了甚么问题,可能是叛变、教唆别人,甚至曾有些(个案)人重婚,如果有这些事发生,而我们并非不知情,但又不清楚其过程,会否就被指教唆、唆使或煽惑他人(犯法)。

香港社福界对修例带来「犯法」风险,其实有迹可寻。近年中国政府对劳工维权人士和社工等NGO的打压行动升级,自去年7月深圳佳士工运事件后,内地政府机关更加提高对社会组织的整肃力度。

今年1月,5名劳工维权工作者在深圳遭警方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名逮捕后,又有网媒「新生代」编辑危志立等3人,因协助尘肺病工人维权,分别在深圳及广州,涉及寻衅滋事被拘押,之后情况更趋恶劣。

上月在短短半个月内,至少有4名内地社工无故「被失踪」,包括深圳「清湖社区学堂」的社工李长江、北京「希望社区」的社工李大君、以及广东木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旗下「Hope学堂」的创办人梁自存,同于上月8日被警方拘留,并遭搜查办公室。其馀一人则是广东木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北大社会学硕士童菲菲,被指于上月22日晚上透过微信发出工作讯息后,自此失去联络。

该四名被失踪人士都是社工或社会系大学毕业生,长期关注基层工人或女权议题,并投入社工行业多年。他们所属的机构,都有向当地民政部门正式注册,是合法的非政府组织,更获得共青团、妇联,以及当地政府、政法委的长期资助,故接连发生「被失踪」事件,令人感到难以理解。

本台曾尝试联络该些机构查问最新消息,但有关电话都无人接听。

在大陆人权NGO工作过十馀年的李平称,由于内地对社区服务需求殷切,故政府对提供教育、扶老等服务的NGO,一直抱持宽容态度,但绝不容许涉及人权、法治等工作。最近「被失踪」的社工所属单位,过往多从事劳工服务,亦与当地政府合作,如今遭受打压,反映中国政府对NGO的「红线」收窄。

李平说:这个变化呢,实际上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是说中国政府为了维稳,为了确保她的政治安全,它实际上已经愈来愈不在乎NGO的工作性质、工作方式,到底是所谓敏感的,还是温和的;是主流的,还是边缘的,也就是说NGO在他们的眼里,可能愈来愈被认为是不稳定因素,被认为是异己分子。

李平又指,暂时很难预测香港修订《逃犯条例》造成何等程度的影响,但台湾社工李明哲前年被大陆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判刑,基于有此案例,不排除香港社工日后也会面临起诉,值得高度关注。

李平说:对于香港的社工和NGO来说,真正的风险是来自于《逃犯条例》的修改,现在我们很难去预测香港《逃犯条例》的修改,会不会使得曾经在大陆工作过的香港社工和NGO人士被秋后算帐,但是从中国政府一贯的作风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比如说前几年(2017年)台湾社工李明哲在中国大陆被判刑。

经常返内地工作的香港资深社工黄国基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目前在内地工作的香港社工有约100人,大多从事督导及培训,又或被服务机构派到内地,但香港机构在内地提供服务亦非易事,近年内地当局更见收紧,限制多多。

黄国基说:上面(内地)的服务单位其实跟很多不同部门,他们需要挂靠一些部门,有些部门因是比较敏感的部门,例如宗教局、维稳办,中途试过有些服务本来是没问题的,但因驻粤要挂靠机构与敏感部门,其实他们看到(我们机构)有基督教三个字,已经不用我们上去(到内地)了,即内地整个法则很不同,就算他们自己不同的机构,也有不同的限制,或他们自己关心的不同条件。

今年初,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鼓励港澳与内地社会福利界合作,及推进社会工作领域职业资格互认,加强粤港澳社工的专业培训交流,有部分社工更加疑惑通过修例后,促进中港合作,恐埋下更多陷阱。

现时在广州工作的黄国基则认为,香港社工在内地以督导为主,较少接触当地服务对象或从事劳权高危的NGO,亦深知不能倡议社会运动,否则在内地已被拘。但他知悉部分香港社工确会协助当地劳工阶层,他们会否遭到清算,则难以估计。

他又称,内地当局大多容许一般的家庭或青少年等辅导服务,但近年多加了指导性要求,如机构办活动须新增「党群引领」,变成「党群服务中心」,让民众看见党员作出社福贡献,实际等同外宣工作。

黄国基说:他们愈来愈多指导性行为要你跟随,但以前纯粹在服务角度,自主性会比较大,最近一、两年新增要求一些服务,要使用他的名词是「党群引领」,即有关服务要加入党员去帮忙,让市民看见党员的贡献,内地很明显是办社福活动时,拍照比活动更重要。

香港社会工作学生联会外务副会长戴诺言则不讳言,作为社工学生,看到内地政府近年对当地社工大力打压,会对行内前景感到忧心。

戴诺言说:中国已经开始用不同方法去渗透、赤化香港的时候,我们都会担心,尤其香港社工经常办倡议行动,或为自己的服务使用者去争取应有权益时,会不会因为争取权益,就变成中共的「眼中钉」,令他们不敢这样做,或最后受到更大的打压,可能会令社工学生将来当社工时,担心不敢再为公义而发声。

她续指,港府近日提出修订《逃犯条例》,更令部分曾到内地交流或参与服务的社工同学忧虑自身安全,不少同学已透露不会再到内地参与社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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