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對社工及非政府組織的打壓行動升級，上月在短短兩星期內，至少有4名內地社工無故「被失蹤」，掀起一片「白色恐怖」之時，香港社福界亦憂慮自己會可墮入「失蹤者」行列，最近聯署加入反修訂《逃犯條例》，擔心為公義發聲而誤觸中國政府「紅線」，尤其大部分社工當年積極參與佔領運動被秋後算帳。（覃曉言 報道）
香港政府硬推《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將於下周三（12日）恢復二讀辯論，引起社會不同界別爭議不絕，本港59名社福界選委上月亦全體發表聲明反對修例，並成立「社福界反送中聯席」發起聯署及落區宣傳。一班社工認為，修例對行內帶來深遠影響，如前線社工日後在爭取權益及追尋公義時，極有可能受到掣肘；甚至過去在內地參與服務工作，如曾替居民向當地政府反映意見，會否被安插罪名，秋後算帳。
社福界選委、資深社工許麗明向本台表示，行內更大的憂慮是難以再分享對自由民主的想法。她指，行內本身早已被要求「維穩」，但當年仍有很多同業私下參與佔領運動，為被捕者提供輔導及支援，又向學生分享個人想法，一旦通過修例，相信很多人會被逼噤聲。
許麗明說：其實是寒蟬效應，2014年佔領運動的時候，社福界投入了很多同事自發性參與後援工作，（社福界）本身已經要很克制，不能參與太多倡議或者維權工作，可能會個別向一些小朋友或學生，分享自己對自由和民主的想法，但接下來若通過修訂《逃犯條例》，我們會否要噤聲，其實我們不敢肯定。
許麗明又指，不少香港社工礙於在內地工作，早已「自我審查」，絕不談及敏感話題，若修例後，恐這股「審查」風氣蔓延至香港，尤其很多社工常為新來港人士、跨境學童及雙非學童提供服務，當中的對話內容會否被傳返內地，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 2019年,我成為一個逃犯 】 2019年2月,林鄭月娥政府強推逃犯條例修訂。假如惡法通過... 與弱勢同行,將會成為罪名; 自由創作,將會成為罪名; 宣揚民主,將會成為罪名; 改革社會,將會成為罪名; 反抗,就是罪名。 2019年,我們還有一絲希望 你,會如何選擇? ——————————————— 反「送中」大遊行 2019年6月9日 / 下午02:30 維園草地 遊行至 立法會 ——————————————— ► #反送中 #69遊行 #反抗 #撤 ► #維園草地出發 #記得帶水 ► #Share比你嘅朋友
另根據本港《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列明，社工須維護人權及社會公義，有需要為民發聲，與內地的文化背道而馳；加上社工有責任保障個案受助者的私隱，即使個案人涉及違法行為時，社工仍要保障其權利，但社工會否被指觸犯協助、教唆或煽惑等的罪名，恐隨時觸及「紅線」。
許麗明說：我們社工可能要尊重個案人，或要尊重他們的私隱，這些於社工守則已經存在，但若多加一條（逃犯條例）有機會因為我們不知道犯了甚麼問題，可能是叛變、教唆別人，甚至曾有些（個案）人重婚，如果有這些事發生，而我們並非不知情，但又不清楚其過程，會否就被指教唆、唆使或煽惑他人（犯法）。
香港社福界對修例帶來「犯法」風險，其實有跡可尋。近年中國政府對勞工維權人士和社工等NGO的打壓行動升級，自去年7月深圳佳士工運事件後，內地政府機關更加提高對社會組織的整肅力度。
今年1月，5名勞工維權工作者在深圳遭警方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名逮捕後，又有網媒「新生代」編輯危志立等3人，因協助塵肺病工人維權，分別在深圳及廣州，涉及尋釁滋事被拘押，之後情況更趨惡劣。
上月在短短半個月內，至少有4名內地社工無故「被失蹤」，包括深圳「清湖社區學堂」的社工李長江、北京「希望社區」的社工李大君、以及廣東木棉社會工作服務中心旗下「Hope學堂」的創辦人梁自存，同於上月8日被警方拘留，並遭搜查辦公室。其餘一人則是廣東木棉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社工、北大社會學碩士童菲菲，被指於上月22日晚上透過微信發出工作訊息後，自此失去聯絡。
該四名被失蹤人士都是社工或社會系大學畢業生，長期關注基層工人或女權議題，並投入社工行業多年。他們所屬的機構，都有向當地民政部門正式註冊，是合法的非政府組織，更獲得共青團、婦聯，以及當地政府、政法委的長期資助，故接連發生「被失蹤」事件，令人感到難以理解。
本台曾嘗試聯絡該些機構查問最新消息，但有關電話都無人接聽。
在大陸人權NGO工作過十餘年的李平稱，由於內地對社區服務需求殷切，故政府對提供教育、扶老等服務的NGO，一直抱持寬容態度，但絕不容許涉及人權、法治等工作。最近「被失蹤」的社工所屬單位，過往多從事勞工服務，亦與當地政府合作，如今遭受打壓，反映中國政府對NGO的「紅線」收窄。
李平說：這個變化呢，實際上還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信號，是說中國政府為了維穩，為了確保她的政治安全，它實際上已經愈來愈不在乎NGO的工作性質、工作方式，到底是所謂敏感的，還是溫和的；是主流的，還是邊緣的，也就是說NGO在他們的眼裏，可能愈來愈被認為是不穩定因素，被認為是異己分子。
李平又指，暫時很難預測香港修訂《逃犯條例》造成何等程度的影響，但台灣社工李明哲前年被大陸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判刑，基於有此案例，不排除香港社工日後也會面臨起訴，值得高度關注。
李平說：對於香港的社工和NGO來說，真正的風險是來自於《逃犯條例》的修改，現在我們很難去預測香港《逃犯條例》的修改，會不會使得曾經在大陸工作過的香港社工和NGO人士被秋後算帳，但是從中國政府一貫的作風來看，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比如說前幾年（2017年）台灣社工李明哲在中國大陸被判刑。
經常返內地工作的香港資深社工黃國基接受本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在內地工作的香港社工有約100人，大多從事督導及培訓，又或被服務機構派到內地，但香港機構在內地提供服務亦非易事，近年內地當局更見收緊，限制多多。
黃國基說：上面（內地）的服務單位其實跟很多不同部門，他們需要掛靠一些部門，有些部門因是比較敏感的部門，例如宗教局、維穩辦，中途試過有些服務本來是沒問題的，但因駐粵要掛靠機構與敏感部門，其實他們看到（我們機構）有基督教三個字，已經不用我們上去（到內地）了，即內地整個法則很不同，就算他們自己不同的機構，也有不同的限制，或他們自己關心的不同條件。
今年初，中共中央及國務院公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鼓勵港澳與內地社會福利界合作，及推進社會工作領域職業資格互認，加強粵港澳社工的專業培訓交流，有部分社工更加疑惑通過修例後，促進中港合作，恐埋下更多陷阱。
現時在廣州工作的黃國基則認為，香港社工在內地以督導為主，較少接觸當地服務對象或從事勞權高危的NGO，亦深知不能倡議社會運動，否則在內地已被拘。但他知悉部分香港社工確會協助當地勞工階層，他們會否遭到清算，則難以估計。
他又稱，內地當局大多容許一般的家庭或青少年等輔導服務，但近年多加了指導性要求，如機構辦活動須新增「黨群引領」，變成「黨群服務中心」，讓民眾看見黨員作出社福貢獻，實際等同外宣工作。
黃國基說：他們愈來愈多指導性行為要你跟隨，但以前純粹在服務角度，自主性會比較大，最近一、兩年新增要求一些服務，要使用他的名詞是「黨群引領」，即有關服務要加入黨員去幫忙，讓市民看見黨員的貢獻，內地很明顯是辦社福活動時，拍照比活動更重要。
香港社會工作學生聯會外務副會長戴諾言則不諱言，作為社工學生，看到內地政府近年對當地社工大力打壓，會對行內前景感到憂心。
戴諾言說：中國已經開始用不同方法去滲透、赤化香港的時候，我們都會擔心，尤其香港社工經常辦倡議行動，或為自己的服務使用者去爭取應有權益時，會不會因為爭取權益，就變成中共的「眼中釘」，令他們不敢這樣做，或最後受到更大的打壓，可能會令社工學生將來當社工時，擔心不敢再為公義而發聲。
她續指，港府近日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更令部分曾到內地交流或參與服務的社工同學憂慮自身安全，不少同學已透露不會再到內地參與社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