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各地共70萬名記者,下月要參加首次舉行的全國記者證考試。面對此次歷史性的記者質素評核,不少人認為會有大量業者要離職,推行考試的動機及培訓教材仍強調媒體是黨喉舌問題令人關注。有人權組織批評,中國藉此進行新聞箝制。(劉雲報道)
現已改名為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前身即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於去年中宣布,全國記者包括25萬獲該局簽發記者證的新聞工作者,要參加全國首次申領記者證考試,通過考試才獲發記者證。通告一出,曾任職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的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柳斌杰,連同中宣部、全國記者協會、大學與傳媒機構高層,立即攜手編撰一套"新聞記者培訓教材",供全國約70萬記者修讀。
遭業界揶揄為"洗腦"的教材,共分6個篇章,有3個篇章講及新聞操守,包括記者不能從事有償新聞,從事金股採訪工作的記者不能參與買賣等;餘下3個篇章則談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及中國的"新聞法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篇更詳談十八大報告,此外,清楚寫明"新聞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接受黨的領導",新聞報道與否及如何報道需要"一切都要從有利於全黨全國工作大局着眼",新聞從業員更要"做好輿論引導工作,朝着有利於社會穩定與和諧的方向發展"及"堅決接受黨的政治紀律和宣傳紀律的約束"。
書中對"三權分立"亦給予定義。書中指,"三權分立"緣於西方傳統文化中的性惡論,但是,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性善論不同,中國若推行"三權分立"便是"東施效顰";再者,"三權分立"是"精英政治",跟"中國追求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目標背道而馳",最後,直截了當指"三權分立""不符合中國基本國情",因為中國講求"合作和政治協商"。
記者出身的香港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對培訓教材中有關"三權分立"的解讀,立即否定。
毛孟靜: "三權分立的理念肯定是錯,根本無須講是西方或東方,它根本就是人文的精神,三權就是互相獨立於彼此,然後互相制衡,這是文明社會最有意思的制度。"
她指,"三權分立"是一個民主,為人民服務的制度,因而新聞界可充當第四權監察行政、立法及司法;性本論之說就認為是偷換概念。不過,毛孟靜認為論述中肯定了一點。
毛孟靜: "中國是政治協商,他講了,原來就是高層不需要互相制衡,得到權力的人彼此就可私相授受。"
在加拿大修讀新聞,現時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新聞的毛孟靜表示,由讀書以致教學的生涯裏,從來沒有書本或講學上,需要向學生灌輸意識形態的東西,她認為,中國出版的培訓教材目的是
毛孟靜: "這樣講是希望把新一代,現在的已不用再說,將未來新一代的新聞工作者'洗腦'。什麼意識形態是將其扭曲後,然後切合自己的需要,這是很經典的一個專制國家會做的行為。"
在西安一所大學教授新聞的王教授對培訓教材的內容,未感興趣,更坦白表示,上堂授課也不會看有關內容。但是,當他獲悉書中對"三權分立"的解釋後,不便交待名字的他也感荒謬。
王教授: "有些是無知;第二,現在已經很多人強詞奪理,寫的人本身也可能不相信自己寫的東西。你看覺得很荒謬,我們也覺得荒謬,但是,我們已經不理它了,因為我知道他可能自己也未必信。"
他指,由於沒有人規定要他怎樣講,因此,他就按自己的教材教授,不會講共產黨要求的意識形態,因為在中國裏很多人包括他與學生都非常清楚"二套話的系統"。
王教授: "現在是一個意識形態已經破產的時候,社會裏每個人都知道有两套話的系統,一種是桌上講的,說給政府聽的;另一套是自己去做的,很多人都知道這個東西,我們很多學生也知道這一點,就是知道真正的東西是需要怎樣,到考試時又是另外一回事。很多學生是知道這一點。"
然而,培訓記者的教材仍清楚寫明"媒體是黨的喉舌",王教授說,在中國大陸一直是這樣講,但是,沒多少人會真的把這些話,當作一回事。相反,他認為教材的內容,也有值得可取的地方,因為它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當中對於新聞的真實性的要求等清楚寫下。王教授更謂,現時新聞及學術界的討論點,不在於書的內容,而是其他。
王教授: "內裏有部門利益包括新聞出版署,各地的新聞出版局,編書、寫書、出版商有利益,然後,培訓有利益,考試也有利益。"
此外,下級官員為向上級領導顯示存在的價值,故會"做工作",不過,王教授最大擔憂的是: "恐怕打擊的矛頭是公民記者,大陸近幾年的公民記者非常活躍。"
自從互聯網在中國急速發展後,近年間已踏入自媒體的年代,不少專業訓練的記者因不滿長期受到限制而離開傳統媒體,轉為獨立記者,自行跟踪及調查新聞,然後在互聯網上發報,因此,王教授擔心這群沒媒體機構掛單的記者可能在這次全國性的統一考試中被剔除。
前南方都市報記者紀許光2012年離開主流媒體後,便轉為獨立記者,自行調查及採訪報道社會關注的議題,當中包括轟動社會的重慶區委書記雷政富事件。面對首次的全國記者證統一考試在即,紀許光說:"我很坦率的講,不知這樣的培訓及資格考試,它的必要性在什麼地方?我個人是質疑的。"
他指香港以至美國的新聞界,都無需要記者持有記者證才可執行職務。他覺得,只要確保每次的新聞寫作都是誠實地寫作時,撰文者便可被稱為新聞人。他更認為,記者證的設立更會衍生訊息壟斷的情況,因為部門或機構可以記者沒證為由拒予採訪。
面對記者培訓教材仍高舉媒體要做黨的喉舌時,紀許光承認,在两所大學裏跟學生講課時,學生不時為此提出疑問,他遂跟學生講: "我們要承認我們很多的記者都是血統不純,我被認為我們不是真正的新聞記者,這是很可悲的現象,我們的血統不純,我們被壓到成宣傳工具。"
不過,他仍希望學生及同業要學會拒絶,因為每次的寫作,每人都要為自己所寫的負責任,免得日後為自己所寫的感到後悔。面對考試在即,紀許光謂即使自己對記者證的制度有質疑,但是,在無計可施之下他仍要無奈地參與考核。
另一名拒絶交待名字的王姓記者相信,這次考試對使用筆名撰文的記者帶來困難,因為考試必須要申報自己的名字,而使用筆名的記者都是官方曾批評過的記者,故此,他相信是次考試將可以給媒體一個好的藉口要求離開。
人權觀察亞洲部研究員王小姐指,記者證的制度不單製造訊息壟斷的情況,更令沒有記者證的記者生命安危受到威脅,因為曾有記者因沒有證而被指控是假記者。她更形容,中國的新聞箝制是一條龍的做法。
王小姐: "內地的新聞制度,由大學開始已有思想教育,只有一個方式是新聞工作者跟隨黨的領導引導輿論,而不是以批判性思考的方式去監察政府,這第一步開始,致第二步發記者證,到第三步審查刊出後的新聞,到第四步打壓記者,這一條龍的過程都是對新聞的壟斷與箝制。"
縱使各人都認為,中國要取消記者證的制度,王小姐更認為,記者證不能成為箝制記者政治立場的工具;但是,王教授卻認為無須為到記者能否取得記者證而焦慮,因為記者證制度過去一直存在,但是,大部份的記者都沒有官方發出的記者證仍可履行職務,突破消息封鎖的限制。他更覺得,有記者證可能是一種負資產,因為攜證者要遵守相關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