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紀念館】關停背後 一段殘酷記憶的呼喚與凋零

2021-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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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紀念館】關停背後        一段殘酷記憶的呼喚與凋零 2021年9月9日,警方國安處人員到六四紀念館搜查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證據時收集了一塊紀念1989年天安門鎮壓事件的紀念板。
路透社

在香港鬧市,曾經有一個六四紀念館,它地方淺窄,資源貧乏,卻被稱為「世界上面積最小,但影響力最大的博物館。」

玻璃櫥窗裏,如今空空如也。趁搜捕還沒來,支聯會工作人員趕緊把櫥窗中的六四遺物、證物一一仔細打包,轉移走。

2021年夏天,香港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就在六四32周年的前兩天,政府人員突然來到六四紀念館,指經營多年的展館未獲得娛樂牌照,為非法經營,紀念館隨即宣布暫停營業。在一連串搜捕、審判、組織潰散的新聞中,展館的關閉一度引發關注,但很快淹沒在巨大的清算浪潮之中。偶爾,還有市民打來詢問能否拜訪,工作人員只能致歉。

「現在的政治環境,比一年前又嚴峻很多,支聯會會不會被拉人封艇?很難說。如果支聯會被取締,可能波及六四紀念館,」在昏暗的紀念館一隅,蔡耀昌分析著。他是香港泛民政治人物,亦是支聯會骨幹,他和多名支聯會常委不久前剛宣布辭任。高壓之下,支聯會決定遣散職員,減少常委,許多民間團體現在也作出相似的選擇。

消散容易,匯聚艱難。32年前,八九民運以血腥鎮壓而結束,六四從此成為中國大陸禁語和忌諱,但在一河之隔的香港,六四事件慢慢融入港人血脈。它最初強烈觸動人們的愛國情緒,後來逐漸融入本地民主運動;它被不同的力量講述和傳承,又反過來刺激著政治板塊和公民社會的合作、互動與碰撞。過去多年,蔡耀昌看著六四紀念館如何從無到有,一份份六四遺物怎樣匯聚香港。

一夜之間,盈滿的一切被突然抽空了。「我們現在就是在一個下沉的軌跡之中,有些沉得快,有些沉得慢,但都是正在沉。」蔡耀昌說,他只願最終還能為六四記憶留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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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紀念館展出民主女神鵰像複製品.。(美聯社圖片)

殘酷的記憶,有了實體的承載

吳衛東平生第一次去香港,是2014年年底。他獨自拉著一個箱子過關,箱子裏裝的,是他哥哥吳向東的遺物:一封遺書,一本日記,他的海鷗相機,他最後拍攝北京學運現場的一筒膠卷。

1989年6月3日深夜,21歲的吳向東在北京木樨地中槍身亡。去世前,他是北京東風電視機廠的職工,連月為廣場奔跑。兄弟倆生於知識份子家庭,父親吳學漢、母親徐玨均從事地質研究。吳衛東說,父母年輕時大量時間投入工作,希望報效國家,對兒子們照顧不多,哥哥被槍殺後,父母內心震盪極大,先後加入「天安門母親」團體,要為兒子「找一個說法」。1995年,吳學漢因病含恨而終,徐玨一邊繼續研究工作,一邊堅持平反六四。吳衛東90年代初留學德國,後定居法蘭克福。

2014年,吳衛東在德國看到新聞,說香港要辦一個六四紀念館。他馬上致電母親,商量把哥哥的遺物捐給香港。他趕回北京,親自收拾哥哥的物品,「哥哥喜歡攝影、繪畫、刻印章,也喜歡武術,他興趣很多,拍的照片也很多,」吳衛東說,他依然記得民運中哥哥的狀態,「那真的是他最開心的時候,他也跟我們說,他找到了生活的意義,(他說)現在我們好像有些希望了,為這個國家做點事情。」

「我希望哥哥的事情被人知道。他既然做了,一定有那代人的合理性。」吳衛東把部分照片留給媽媽,自己留著哥哥的死亡証,其他通通送到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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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六四的氛圍,那幾年在香港不斷升溫。以每年的六四燭光集會人數為溫度計,1990年後的幾年,每年均有十幾萬市民參加,此後氣氛相對冷淡,每年數萬人參與。到了2009年,六四事件20周年,經歷北京奧運,四川大地震和三聚氰胺等事件之後,香港關注大陸的氣氛愈加濃烈,集會人數重回15萬高峰,此後數年均維持這一水平。

2012年,支聯會終於實踐多年來的設想,設一個六四紀念館。馬上設一個永久館太大膽,他們租借深水埗一座唐樓2樓的展館,試水溫。

沒想到,人潮如湧。「最多人的一天,2000多人來了,參觀者從狹窄的樓梯一直排到地鐵站,很多深水埗街坊問發生甚麼事,是不是有東西派。」蔡耀昌笑著回憶。

那幾年亦是大陸人來港自由行的高峰,燭光晚會現場,常常收到人民幣捐款。據支聯會統計,來參觀展覽的,大約1/3是大陸人士。蔡耀昌記得,「好多人看展覽看到痛哭」,一個大陸市民親自帶來20萬人民幣現金,現場捐給支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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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紀仿館展出1989年北京民主運動期間「民主女神」雕像的照片。

「紀念館是新做法……我自己幾滿意紀念館這個idea,可以做到新的承傳,我對未來好樂觀。」展覽現場,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對香港傳媒表示,他一臉興奮,當時記者說他把展館當成自己孩子。

李卓人同為泛民政治人物,自80年代投入香港工會。1989年,北京於5月20日宣布戒嚴之後,香港各界響應支援北京學生,文藝界數天之內發起「民主歌聲獻中華」,籌得的100多萬元,由李卓人帶往北京。其後,和許多記者一起從北京登機準備返回香港時,李卓人被北京當局上機拘捕,3天之後,他簽下悔過書才能回到香港。

他一度消沈。支撐他的,是北京學生的叮囑——快離開北京時,學生交代他回港後,一定要在香港,把六四真相分享給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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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路透社)

香港資訊素來流通自由,整場民運從爆發到結束,一直被直觀的紀錄。當年,一批批香港記者赴北京報導,例如時任美聯社攝影記者劉香成,拍下6月4日淌血的學生躺在三輪車上被送去醫院的一幕;一批批香港學生帶著錢和物資去北京支援;在香港本地,大量市民自5月起透過電視、報紙緊密了解北京局勢,自北京宣布戒嚴之後,各界均以不同方式支援學生,出租車、小巴司機發起義載籌款,6月3日凌晨,許多市民徹夜未眠,看電視直播。

這一段動盪而殘酷的記憶,先透過如李卓人、記者、倖存學生等自述而延續,後來,香港媒體、大學中學課堂、文藝領域也不斷加入傳承記憶的河流。每年六四周年,支聯會從年初開始籌辦不同的悼念活動;記者們也形成默契——從三四月開始尋訪天安門母親、六四幸存者等,到回溯黃雀行動等香港行動,到六四當晚燭光集會的現場拍攝的採訪;在中學課堂,老師們會講述六四,甚至邀請支聯會人物到校分享。

水滴匯聚成河。六四周年在香港,早已演化成一個肅穆的政治節日。

早年,支聯會也討論過能否做一個紀念館,但始終憂慮如何找到一個穩定的場地。倘若租借,擔心業主一旦受到政治壓力,隨時趕人;買一處,則動則上千萬港元,不敢想。深水埗的展覽,讓六四記憶第一次有了實體空間的承載,這次成功經驗,讓支聯會最終決定籌款買舖。

當時民意高漲,籌錢沒有想象中困難。在深水埗展覽、當年六四燭光集會、春節年宵攤位,以及海外展覽中,支聯會均籌得不少款項。2013年年初,他們正式籌到了650萬港元,以借貸方式,買下了900多萬的單位,面積約800平方呎。

這是六四紀念館第一處安身之地,選址尖沙咀一處私人樓宇,屬香港鬧市,也是自由行旅客必經之地。

2014年4月20日,展館正式開幕,李卓人當時對媒體表示,希望這個六四紀念館可以成為中國領土上保存六四資料的永久地點。小小的展館隨即吸引了中外媒體的報導,一度被圍得水泄不通,有媒體稱之為「世界上面積最小,但影響力最大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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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0日,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中)在媒體參觀六四紀念館期間觀看民主女神像。 (美聯社)

據支聯會統計,當時參觀者中近乎一半為大陸遊客,另一半,由香港市民和外國遊客均分。

自由所在,迎各方餽贈

香港位處珠江口東南面,為多個島嶼組成的城市,人口稠密,亞熱氣候。這個潮濕、溫熱的城市多年來經歷不同政權,迎接或為黃金或為自由的各路來客,向來龍蛇混雜,黑道白道,陽春白雪,匯聚街頭。

中共主政,六四鎮壓,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大陸的六四幸存者、遇難者家屬度日艱難。而流落海外的,後來逐漸明白,平反六四,長路崎嶇。得知在香港有一座實體展館,人們紛紛拿出自己的珍藏。

蔡耀昌說,最震撼的,莫過於遇難學生王楠的紅色頭盔。2013年年底,王楠母親張先玲輾轉託人將一頂紅色頭盔捎來香港,一起來的,還有王楠的死亡証,一面頭巾,以及他遇難時佩戴的黑框眼鏡。

死亡証顯示,1989年6月4日凌晨三點,王楠死於天安門廣場上的南長街,年僅19歲。張先玲找到王楠屍體時,醫院拒絕在死亡証上寫上王楠的死亡原因,但他當時佩戴的頭盔上,被一枚子彈穿過,留下彈孔。張先玲後來成為天安門母親的骨幹成員,長年為平反六四而奔走。

「這個證物很重要,頭盔上有彈殼,有死亡証...... 我們知道這個頭盔,張先玲一路也是想自己保存的,是她和兒子的聯繫,」蔡耀昌說,但最終張先玲決定把證物捐到香港,她曾叮囑,「希望歷史的真相透過紀念館讓全世界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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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紀念館展品(攝影:張展豪)

也在同一年,幸存者張健向香港捐出一枚子彈。八九時,張健18歲,是北京體育學院學生,在廣場上擔任學生糾察隊負責人。1989年6月4日凌晨,張健稱他被解放軍清場時開槍射中,子彈當時留在大腿中,無法取出。六四後他一度隱姓埋名,直到2001年參加北京出租車司機維權行動,身分暴露,後流亡法國,獲政治庇護,並成功取出子彈。

2014年年底,吳衛東帶來了哥哥吳向東的一箱子遺物。在遺書中,當時21歲的吳向東用清秀的簡體字寫道:「今天天安門的事,你們在外面的人都不了解,父母親,政府通知學聯今晚鎮壓,我做好了與學生同在的準備,就是死了也不可惜,這是為了民主,自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信寫於當年5月21日,前一天,北京當局宣布戒嚴,氣氛高度緊張,向父母和弟弟道別之外,他也承諾女友,自己的心不會改變。

遇難者、幸存者的證物之外,香港各界也送來了紀念之物。

當年曾到北京採訪的記者謝志峰捐出了一件軍大衣。謝志峰說,這是當時廣場上的學生送給自己的;同為當年記者、現為時評人的夫子劉銳紹捐出香港市民縫製的袖章,上寫「痛心疾首」——六四當日,香港《文匯報》社論開天窗,僅刊登「痛心疾首」四字;一位市民捐出了他當年在北京街頭花200元買到的手錶,手錶上刻有「89.6平息暴亂紀念」,推測為當局表彰清場部隊所送......

小小的展覽館,最終收藏了100多件六四遺物、證物、紀念品。因為地方不夠,還有不少留存在支聯會的倉庫裏。其時的香港,儘管經歷了反國教運動,而向北京爭取普選的運動如箭在弦,氣氛仍然相對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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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紀念館展品(攝影:張展豪)

當被記者問及香港設六四紀念館會否激怒中央時,香港親建制學者、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沒有問題。他說,這是當時中央設計「一國兩制」制度時已經料到的情況,又提及鄧小平說,回歸之後,香港照樣可以罵共產黨。

漂泊展館:不停搬家,不停找地方

沒有人料到,下沉發生得如此快速。2020年6月30日,由全國人大委員會制定的港區國安法被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在港生效。到了翌年夏天,六四是否已經成為一條紅線,人們已經說不準。

挾著疫情所帶來的限聚令,警方連續兩年反對支聯會舉辦燭光晚會。去年,大量市民還自發到維園點燃蠟燭,警方隨即檢控部分政治人物非法集結,蔡耀昌、李卓人、何俊仁等支聯會常委被起訴,現在李卓人、何俊仁已經被囚獄中。今年,警方直接在六四下午就封鎖整個維園,重軍駐守其中,人們不得進入,即使身穿黑衣在銅鑼灣出現,也隨時被搜身。隨後,支聯會常委鄒幸彤又被檢控,遭還押。

箝制其實很早就出現了,只是最初,人們還不知道它會蔓延到何等規模。

2014年4月,六四紀念館開放前一個月,其所在的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就給支聯會發出律師信,指他們用該單位做展覽用途,違反公契,法團很快正式入稟法院,起訴支聯會。

蔡耀昌表示,他們相信這不是簡單的官司,背後涉及政治力量。一來,雖然大廈公契規定單位「應用作辦公室及相關用途」,但另有單位經營酒吧,法團沒有反對;另外,巨額律師費不是由法團支付,而是由法團主席巢國超個人支付。巢國超是紡織業企業家,在大陸設廠,其弟弟是政協委員。

司法程序曠日持久,且官司費不菲。除了起訴,平日法團也對紀念館百般刁難,如規定參觀者一次不能超過20人,而且每個人都必須被大廈登記身分證。

支聯會最終決定放棄官司,賣掉此處,再想方法為六四紀念館另覓去處。2016年六四之後,六四紀念館撤離尖沙咀。在隨後的2017、2018年,展館暫時安身賽馬會資助的創意藝術中心,這中心容納著不同的文化藝術團體。

回頭看,蔡耀昌感嘆,紀念館頭上長期懸著兩把劍,一是政治壓力,二是資源匱乏。「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在經常找地方,無論是短期地方抑或長期地方,都在不停找地方。」

賣掉的尖沙咀館址之後,支聯會回收了600多萬港元。為了購買一處更寬敞些的地方,他們決定向公眾籌款300萬。然而,和2012年的社會氣氛截然不同,經歷了雨傘運動、銅鑼灣書店事件等大事之後,香港本土情緒劇烈升溫,對中港關係、香港前途,醞釀著全新的理解框架。

悼念六四,是以香港人身分還是中國人身分?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還有希望嗎?和香港有甚麼關係?這一系列充滿矛盾和衝突的問題,在那幾年的香港輿論中不斷發酵。也有質疑指向支聯會——20多年都搞差不多的儀式和行動,行禮如儀,平反六四能做到嗎?是否只是一個每年6月叫叫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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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香港學聯代表參加2014年六四燭光晚會。 (臉書圖片)

最劇烈的回應,來自年輕人。2015年六四,雨傘運動結束後第一個六四周年,曾經作為支援北京學運主力的香港學聯,第一次表明不參加六四晚會,而在雨傘運動後的低迷氣氛之中,此前多個學生會已經退出學聯。隨後數年,學生會和另外一些團體在維園之外,以其他主題另設六四悼念活動。

20多年過去了,大陸仍然禁閉歷史,港人應該以什麼姿態,回應這段殘酷的歷史?2016年5月,這些爭論在一個論壇上聚焦。當時,11間大專院校第一次在六四周年前夕舉辦聯校六四論壇,讓大家討論香港人應該以什麼身分或角度看待六四,也涉及香港獨立等議題。

11個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在論壇上發表《聯校六四宣言》,他們認為港人應該主動了解六四,但根植本土,同時認為「建設民主中國之夢難於登天」。

宣布籌款計劃後一個月,支聯會僅僅收到數萬元。最終,他們花了三年時間,才再次為六四紀念館覓得一處安身之所。

2019年4月26日,六四紀念館落戶旺角一座私人樓宇的十樓,重新開幕。開幕前夕,職員到展館時發現大門被打開,鎖頭不見了,牆身的插座、電閘、總電閘都被水淋濕,支聯會報警處理,被列作刑事毀壞。

而另一邊,港府突然推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民間醞釀強烈反對之聲,擔心條例一旦通過,銅鑼灣書店事件或在香港常規化、合法化。展館開幕後兩天,民陣發起了反《逃犯條例》第二次遊行,主辦方稱13萬人參與,這是雨傘運動之後,很久未出現的大規模遊行。沒有人料到,暴雨將至。

世界之大,何處容身

蔡耀昌還記得,2019年的六四悼念,氣氛濃烈。三十周年,又是一個十年,展覽館迎來大量市民、記者,蔡耀昌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記者,用廣東話、國語、英語介紹著六四歷史、支聯會工作和展館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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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秘書蔡耀昌 (鄧穎韜攝)

這一年的燭光晚會,人頭洶湧。市民坐滿了維園的6個足球場和旁邊的一塊草地。支聯會宣布18萬市民參與,創下5年新高,警方則表示有3.7萬人。特地從多倫多趕回香港的六四幸存者、香港學生代表李蘭菊登台。她回憶起6月4日清晨,北京醫護人員不斷勸香港學生上車離開,她不能忘記一個女醫生抓著她的手,著她一定要平安回到香港,將當晚發生的事情告訴全世界。洶湧的燭海中,李蘭菊和台下市民一同落淚。

僅僅兩年之後,逃亡、走難和移民成為香港常態。六四三十周年之後,香港爆發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社運,從年輕人到中產家庭、公民社會各個板塊都調動起來,捍衛香港利益。相比32年前的北京,對於香港的清算和鎮壓,用的不是坦克和實彈,而是一套港區國安法,部署緊密的搜捕、檢控,以及依靠龐大建制力量所滲透的舉報。一些香港政治人物選擇流亡海外,繼續發聲,也有的留在香港,但很快鋃鐺入獄。

說起當下的香港,今年70歲的麥海華只有嘆氣。他多年來任職支聯會常委,不久前也剛剛辭任。他和蔡耀昌均認為,當下支聯會只能看如何保存一定力量,不至於馬上全軍覆沒,隨後再看看能如何做事。

他們拒絕透露六四紀念館原有的展品目前保存在何處,僅僅表示,所有的六四遺物、證物已經被拍攝存檔,由專業團隊製作成一個關於六四記憶的網絡博物館。對於未來的傳承和教育,麥海華並不樂觀,他相信以後讓年輕一代了解六四,很大程度需要依靠網絡的力量。

32年過去,親歷者、見證者逐漸老去,有的已經離世。在德國法蘭克福,吳衛東關注著香港。「內地已經完全壓制,沒有空間,」他說,很感謝香港這麼多年的堅持,「我和家裏人很感謝有機會讓他(哥哥吳向東)被更多人認識的,知道有這麼個人,曾經做了一些年輕人認為正確的事,也感動了一些人。」

天安門母親群體,吳衛東的母親徐玨4年前因肝癌去世。歷史無情,他說自己和一些家屬,已經不相信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六四平反,但他始終不相信,依靠暴力、金錢和維穩的政府可以長期維持,「即使我離世的時候也看不到(對六四)有公正的評價,我也會有信心,包括北京的難屬,也是有信心。」

而在可見的將來,他想,六四記憶或許就和香港命運一樣,漂泊無定了。最近他總是想著怎麼辦呢,「如果香港實在展不下去,我希望去取回哥哥的遺物,拿到自己身邊,」他想著,「王丹在美國不是說要辦一個六四館嗎?或者就去台灣。」

林卓曦投稿(RFA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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