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纪念馆】关停背后 一段残酷记忆的呼唤与凋零

2021-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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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纪念馆】关停背后        一段残酷记忆的呼唤与凋零 2021年9月9日,警方国安处人员到六四纪念馆搜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证据时收集了一块纪念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的纪念板。
路透社

在香港闹市,曾经有一个六四纪念馆,它地方浅窄,资源贫乏,却被称为「世界上面积最小,但影响力最大的博物馆。」

玻璃橱窗里,如今空空如也。趁搜捕还没来,支联会工作人员赶紧把橱窗中的六四遗物、证物一一仔细打包,转移走。

2021年夏天,香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就在六四32周年的前两天,政府人员突然来到六四纪念馆,指经营多年的展馆未获得娱乐牌照,为非法经营,纪念馆随即宣布暂停营业。在一连串搜捕、审判、组织溃散的新闻中,展馆的关闭一度引发关注,但很快淹没在巨大的清算浪潮之中。偶尔,还有市民打来询问能否拜访,工作人员只能致歉。

「现在的政治环境,比一年前又严峻很多,支联会会不会被拉人封艇?很难说。如果支联会被取缔,可能波及六四纪念馆,」在昏暗的纪念馆一隅,蔡耀昌分析著。他是香港泛民政治人物,亦是支联会骨干,他和多名支联会常委不久前刚宣布辞任。高压之下,支联会决定遣散职员,减少常委,许多民间团体现在也作出相似的选择。

消散容易,汇聚艰难。32年前,八九民运以血腥镇压而结束,六四从此成为中国大陆禁语和忌讳,但在一河之隔的香港,六四事件慢慢融入港人血脉。它最初强烈触动人们的爱国情绪,后来逐渐融入本地民主运动;它被不同的力量讲述和传承,又反过来刺激著政治板块和公民社会的合作、互动与碰撞。过去多年,蔡耀昌看著六四纪念馆如何从无到有,一份份六四遗物怎样汇聚香港。

一夜之间,盈满的一切被突然抽空了。「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下沉的轨迹之中,有些沉得快,有些沉得慢,但都是正在沉。」蔡耀昌说,他只愿最终还能为六四记忆留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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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纪念馆展出民主女神雕像复制品.。(美联社图片)

残酷的记忆,有了实体的承载

吴卫东平生第一次去香港,是2014年年底。他独自拉著一个箱子过关,箱子里装的,是他哥哥吴向东的遗物:一封遗书,一本日记,他的海鸥相机,他最后拍摄北京学运现场的一筒胶卷。

1989年6月3日深夜,21岁的吴向东在北京木樨地中枪身亡。去世前,他是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职工,连月为广场奔跑。兄弟俩生于知识份子家庭,父亲吴学汉、母亲徐珏均从事地质研究。吴卫东说,父母年轻时大量时间投入工作,希望报效国家,对儿子们照顾不多,哥哥被枪杀后,父母内心震荡极大,先后加入「天安门母亲」团体,要为儿子「找一个说法」。1995年,吴学汉因病含恨而终,徐珏一边继续研究工作,一边坚持平反六四。吴卫东90年代初留学德国,后定居法兰克福。

2014年,吴卫东在德国看到新闻,说香港要办一个六四纪念馆。他马上致电母亲,商量把哥哥的遗物捐给香港。他赶回北京,亲自收拾哥哥的物品,「哥哥喜欢摄影、绘画、刻印章,也喜欢武术,他兴趣很多,拍的照片也很多,」吴卫东说,他依然记得民运中哥哥的状态,「那真的是他最开心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说,他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他说)现在我们好像有些希望了,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

「我希望哥哥的事情被人知道。他既然做了,一定有那代人的合理性。」吴卫东把部分照片留给妈妈,自己留著哥哥的死亡证,其他通通送到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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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六四的氛围,那几年在香港不断升温。以每年的六四烛光集会人数为温度计,1990年后的几年,每年均有十几万市民参加,此后气氛相对冷淡,每年数万人参与。到了2009年,六四事件20周年,经历北京奥运,四川大地震和三聚氰胺等事件之后,香港关注大陆的气氛愈加浓烈,集会人数重回15万高峰,此后数年均维持这一水平。

2012年,支联会终于实践多年来的设想,设一个六四纪念馆。马上设一个永久馆太大胆,他们租借深水埗一座唐楼2楼的展馆,试水温。

没想到,人潮如涌。「最多人的一天,2000多人来了,参观者从狭窄的楼梯一直排到地铁站,很多深水埗街坊问发生甚么事,是不是有东西派。」蔡耀昌笑著回忆。

那几年亦是大陆人来港自由行的高峰,烛光晚会现场,常常收到人民币捐款。据支联会统计,来参观展览的,大约1/3是大陆人士。蔡耀昌记得,「好多人看展览看到痛哭」,一个大陆市民亲自带来20万人民币现金,现场捐给支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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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纪仿馆展出1989年北京民主运动期间「民主女神」雕像的照片。

「纪念馆是新做法……我自己几满意纪念馆这个idea,可以做到新的承传,我对未来好乐观。」展览现场,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对香港传媒表示,他一脸兴奋,当时记者说他把展馆当成自己孩子。

李卓人同为泛民政治人物,自80年代投入香港工会。1989年,北京于5月20日宣布戒严之后,香港各界响应支援北京学生,文艺界数天之内发起「民主歌声献中华」,筹得的100多万元,由李卓人带往北京。其后,和许多记者一起从北京登机准备返回香港时,李卓人被北京当局上机拘捕,3天之后,他签下悔过书才能回到香港。

他一度消沈。支撑他的,是北京学生的叮嘱——快离开北京时,学生交代他回港后,一定要在香港,把六四真相分享给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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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路透社)

香港资讯素来流通自由,整场民运从爆发到结束,一直被直观的纪录。当年,一批批香港记者赴北京报导,例如时任美联社摄影记者刘香成,拍下6月4日淌血的学生躺在三轮车上被送去医院的一幕;一批批香港学生带著钱和物资去北京支援;在香港本地,大量市民自5月起透过电视、报纸紧密了解北京局势,自北京宣布戒严之后,各界均以不同方式支援学生,出租车、小巴司机发起义载筹款,6月3日凌晨,许多市民彻夜未眠,看电视直播。

这一段动荡而残酷的记忆,先透过如李卓人、记者、幸存学生等自述而延续,后来,香港媒体、大学中学课堂、文艺领域也不断加入传承记忆的河流。每年六四周年,支联会从年初开始筹办不同的悼念活动;记者们也形成默契——从三四月开始寻访天安门母亲、六四幸存者等,到回溯黄雀行动等香港行动,到六四当晚烛光集会的现场拍摄的采访;在中学课堂,老师们会讲述六四,甚至邀请支联会人物到校分享。

水滴汇聚成河。六四周年在香港,早已演化成一个肃穆的政治节日。

早年,支联会也讨论过能否做一个纪念馆,但始终忧虑如何找到一个稳定的场地。倘若租借,担心业主一旦受到政治压力,随时赶人;买一处,则动则上千万港元,不敢想。深水埗的展览,让六四记忆第一次有了实体空间的承载,这次成功经验,让支联会最终决定筹款买铺。

当时民意高涨,筹钱没有想象中困难。在深水埗展览、当年六四烛光集会、春节年宵摊位,以及海外展览中,支联会均筹得不少款项。2013年年初,他们正式筹到了650万港元,以借贷方式,买下了900多万的单位,面积约800平方尺。

这是六四纪念馆第一处安身之地,选址尖沙咀一处私人楼宇,属香港闹市,也是自由行旅客必经之地。

2014年4月20日,展馆正式开幕,李卓人当时对媒体表示,希望这个六四纪念馆可以成为中国领土上保存六四资料的永久地点。小小的展馆随即吸引了中外媒体的报导,一度被围得水泄不通,有媒体称之为「世界上面积最小,但影响力最大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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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0日,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中)在媒体参观六四纪念馆期间观看民主女神像。 (美联社)

据支联会统计,当时参观者中近乎一半为大陆游客,另一半,由香港市民和外国游客均分。

自由所在,迎各方馈赠

香港位处珠江口东南面,为多个岛屿组成的城市,人口稠密,亚热气候。这个潮湿、温热的城市多年来经历不同政权,迎接或为黄金或为自由的各路来客,向来龙蛇混杂,黑道白道,阳春白雪,汇聚街头。

中共主政,六四镇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大陆的六四幸存者、遇难者家属度日艰难。而流落海外的,后来逐渐明白,平反六四,长路崎岖。得知在香港有一座实体展馆,人们纷纷拿出自己的珍藏。

蔡耀昌说,最震撼的,莫过于遇难学生王楠的红色头盔。2013年年底,王楠母亲张先玲辗转托人将一顶红色头盔捎来香港,一起来的,还有王楠的死亡证,一面头巾,以及他遇难时佩戴的黑框眼镜。

死亡证显示,1989年6月4日凌晨三点,王楠死于天安门广场上的南长街,年仅19岁。张先玲找到王楠尸体时,医院拒绝在死亡证上写上王楠的死亡原因,但他当时佩戴的头盔上,被一枚子弹穿过,留下弹孔。张先玲后来成为天安门母亲的骨干成员,长年为平反六四而奔走。

「这个证物很重要,头盔上有弹壳,有死亡证...... 我们知道这个头盔,张先玲一路也是想自己保存的,是她和儿子的联系,」蔡耀昌说,但最终张先玲决定把证物捐到香港,她曾叮嘱,「希望历史的真相透过纪念馆让全世界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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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纪念馆展品(摄影:张展豪)

也在同一年,幸存者张健向香港捐出一枚子弹。八九时,张健18岁,是北京体育学院学生,在广场上担任学生纠察队负责人。1989年6月4日凌晨,张健称他被解放军清场时开枪射中,子弹当时留在大腿中,无法取出。六四后他一度隐姓埋名,直到2001年参加北京出租车司机维权行动,身分暴露,后流亡法国,获政治庇护,并成功取出子弹。

2014年年底,吴卫东带来了哥哥吴向东的一箱子遗物。在遗书中,当时21岁的吴向东用清秀的简体字写道:「今天天安门的事,你们在外面的人都不了解,父母亲,政府通知学联今晚镇压,我做好了与学生同在的准备,就是死了也不可惜,这是为了民主,自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信写于当年5月21日,前一天,北京当局宣布戒严,气氛高度紧张,向父母和弟弟道别之外,他也承诺女友,自己的心不会改变。

遇难者、幸存者的证物之外,香港各界也送来了纪念之物。

当年曾到北京采访的记者谢志峰捐出了一件军大衣。谢志峰说,这是当时广场上的学生送给自己的;同为当年记者、现为时评人的夫子刘锐绍捐出香港市民缝制的袖章,上写「痛心疾首」——六四当日,香港《文汇报》社论开天窗,仅刊登「痛心疾首」四字;一位市民捐出了他当年在北京街头花200元买到的手表,手表上刻有「89.6平息暴乱纪念」,推测为当局表彰清场部队所送......

小小的展览馆,最终收藏了100多件六四遗物、证物、纪念品。因为地方不够,还有不少留存在支联会的仓库里。其时的香港,尽管经历了反国教运动,而向北京争取普选的运动如箭在弦,气氛仍然相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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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纪念馆展品(摄影:张展豪)

当被记者问及香港设六四纪念馆会否激怒中央时,香港亲建制学者、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没有问题。他说,这是当时中央设计「一国两制」制度时已经料到的情况,又提及邓小平说,回归之后,香港照样可以骂共产党。

漂泊展馆:不停搬家,不停找地方

没有人料到,下沉发生得如此快速。2020年6月30日,由全国人大委员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被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在港生效。到了翌年夏天,六四是否已经成为一条红线,人们已经说不准。

挟著疫情所带来的限聚令,警方连续两年反对支联会举办烛光晚会。去年,大量市民还自发到维园点燃蜡烛,警方随即检控部分政治人物非法集结,蔡耀昌、李卓人、何俊仁等支联会常委被起诉,现在李卓人、何俊仁已经被囚狱中。今年,警方直接在六四下午就封锁整个维园,重军驻守其中,人们不得进入,即使身穿黑衣在铜锣湾出现,也随时被搜身。随后,支联会常委邹幸彤又被检控,遭还押。

箝制其实很早就出现了,只是最初,人们还不知道它会蔓延到何等规模。

2014年4月,六四纪念馆开放前一个月,其所在的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就给支联会发出律师信,指他们用该单位做展览用途,违反公契,法团很快正式入禀法院,起诉支联会。

蔡耀昌表示,他们相信这不是简单的官司,背后涉及政治力量。一来,虽然大厦公契规定单位「应用作办公室及相关用途」,但另有单位经营酒吧,法团没有反对;另外,巨额律师费不是由法团支付,而是由法团主席巢国超个人支付。巢国超是纺织业企业家,在大陆设厂,其弟弟是政协委员。

司法程序旷日持久,且官司费不菲。除了起诉,平日法团也对纪念馆百般刁难,如规定参观者一次不能超过20人,而且每个人都必须被大厦登记身分证。

支联会最终决定放弃官司,卖掉此处,再想方法为六四纪念馆另觅去处。2016年六四之后,六四纪念馆撤离尖沙咀。在随后的2017、2018年,展馆暂时安身赛马会资助的创意艺术中心,这中心容纳著不同的文化艺术团体。

回头看,蔡耀昌感叹,纪念馆头上长期悬著两把剑,一是政治压力,二是资源匮乏。「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经常找地方,无论是短期地方抑或长期地方,都在不停找地方。」

卖掉的尖沙咀馆址之后,支联会回收了600多万港元。为了购买一处更宽敞些的地方,他们决定向公众筹款300万。然而,和2012年的社会气氛截然不同,经历了雨伞运动、铜锣湾书店事件等大事之后,香港本土情绪剧烈升温,对中港关系、香港前途,酝酿著全新的理解框架。

悼念六四,是以香港人身分还是中国人身分?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还有希望吗?和香港有甚么关系?这一系列充满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在那几年的香港舆论中不断发酵。也有质疑指向支联会——20多年都搞差不多的仪式和行动,行礼如仪,平反六四能做到吗?是否只是一个每年6月叫叫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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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香港学联代表参加2014年六四烛光晚会。 (脸书图片)

最剧烈的回应,来自年轻人。2015年六四,雨伞运动结束后第一个六四周年,曾经作为支援北京学运主力的香港学联,第一次表明不参加六四晚会,而在雨伞运动后的低迷气氛之中,此前多个学生会已经退出学联。随后数年,学生会和另外一些团体在维园之外,以其他主题另设六四悼念活动。

20多年过去了,大陆仍然禁闭历史,港人应该以什么姿态,回应这段残酷的历史?2016年5月,这些争论在一个论坛上聚焦。当时,11间大专院校第一次在六四周年前夕举办联校六四论坛,让大家讨论香港人应该以什么身分或角度看待六四,也涉及香港独立等议题。

11个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在论坛上发表《联校六四宣言》,他们认为港人应该主动了解六四,但根植本土,同时认为「建设民主中国之梦难于登天」。

宣布筹款计划后一个月,支联会仅仅收到数万元。最终,他们花了三年时间,才再次为六四纪念馆觅得一处安身之所。

2019年4月26日,六四纪念馆落户旺角一座私人楼宇的十楼,重新开幕。开幕前夕,职员到展馆时发现大门被打开,锁头不见了,墙身的插座、电闸、总电闸都被水淋湿,支联会报警处理,被列作刑事毁坏。

而另一边,港府突然推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民间酝酿强烈反对之声,担心条例一旦通过,铜锣湾书店事件或在香港常规化、合法化。展馆开幕后两天,民阵发起了反《逃犯条例》第二次游行,主办方称13万人参与,这是雨伞运动之后,很久未出现的大规模游行。没有人料到,暴雨将至。

世界之大,何处容身

蔡耀昌还记得,2019年的六四悼念,气氛浓烈。三十周年,又是一个十年,展览馆迎来大量市民、记者,蔡耀昌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记者,用广东话、国语、英语介绍著六四历史、支联会工作和展馆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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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联会秘书蔡耀昌 (邓颖韬摄)

这一年的烛光晚会,人头汹涌。市民坐满了维园的6个足球场和旁边的一块草地。支联会宣布18万市民参与,创下5年新高,警方则表示有3.7万人。特地从多伦多赶回香港的六四幸存者、香港学生代表李兰菊登台。她回忆起6月4日清晨,北京医护人员不断劝香港学生上车离开,她不能忘记一个女医生抓著她的手,著她一定要平安回到香港,将当晚发生的事情告诉全世界。汹涌的烛海中,李兰菊和台下市民一同落泪。

仅仅两年之后,逃亡、走难和移民成为香港常态。六四三十周年之后,香港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社运,从年轻人到中产家庭、公民社会各个板块都调动起来,捍卫香港利益。相比32年前的北京,对于香港的清算和镇压,用的不是坦克和实弹,而是一套港区国安法,部署紧密的搜捕、检控,以及依靠庞大建制力量所渗透的举报。一些香港政治人物选择流亡海外,继续发声,也有的留在香港,但很快锒铛入狱。

说起当下的香港,今年70岁的麦海华只有叹气。他多年来任职支联会常委,不久前也刚刚辞任。他和蔡耀昌均认为,当下支联会只能看如何保存一定力量,不至于马上全军覆没,随后再看看能如何做事。

他们拒绝透露六四纪念馆原有的展品目前保存在何处,仅仅表示,所有的六四遗物、证物已经被拍摄存档,由专业团队制作成一个关于六四记忆的网络博物馆。对于未来的传承和教育,麦海华并不乐观,他相信以后让年轻一代了解六四,很大程度需要依靠网络的力量。

32年过去,亲历者、见证者逐渐老去,有的已经离世。在德国法兰克福,吴卫东关注著香港。「内地已经完全压制,没有空间,」他说,很感谢香港这么多年的坚持,「我和家里人很感谢有机会让他(哥哥吴向东)被更多人认识的,知道有这么个人,曾经做了一些年轻人认为正确的事,也感动了一些人。」

天安门母亲群体,吴卫东的母亲徐珏4年前因肝癌去世。历史无情,他说自己和一些家属,已经不相信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六四平反,但他始终不相信,依靠暴力、金钱和维稳的政府可以长期维持,「即使我离世的时候也看不到(对六四)有公正的评价,我也会有信心,包括北京的难属,也是有信心。」

而在可见的将来,他想,六四记忆或许就和香港命运一样,漂泊无定了。最近他总是想著怎么办呢,「如果香港实在展不下去,我希望去取回哥哥的遗物,拿到自己身边,」他想著,「王丹在美国不是说要办一个六四馆吗?或者就去台湾。」

林卓曦投稿(RFA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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