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港區國安法》生效後，不少講述香港的電影，都未能在香港上映，當中包括有「反送中」抗爭者參演、講述六七暴動、文革偷渡潮、六四等歷史事件的電影《憂鬱之島》（Blue Island）。本片導演陳梓桓及監製任硯聰接受本台專訪，他們期望這套紀錄片成為「一道令失語港人重新思考和討論的門」。陳梓桓表示，雖然身處香港的人無法觀看本片，這樣反而加深這部電影的時代意義，香港正經歷大時代下的轉變，他們寄語創作人要更努力堅持，「要時刻警惕，但不要恐懼」。
電影對白：我們香港人，有沒有任何時間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呢？
由《亂世備忘》導演陳梓桓執導的紀錄片《憂鬱之島》，透過眾籌籌集資金，製作歷時近5年終於完成。電影結合紀實及劇情（Hybrid Documentary），記錄了不同年代的真實人物，他們經歷1966年「文化大革命」偷渡潮、1967年「六七暴動」與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也有曾參與「反送中」運動的年輕抗爭者講述他們的回憶及傷痕。影片讓「平行的角色，因為相似的反抗背景和混沌境況而重疊」，而當中更有不少兩代人之間的對話。
《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及監製任硯聰接受本台專訪，陳梓桓說這並不是一套回顧歷史的電影，反而是想透過這幾個歷史時代的個體經歷，呈現當事人是怎樣想像香港、並解答「香港是甚麼」，再透過年青人的眼光切入他們的經歷與想法，再審視自己的看法，藉此與上一代人有一個重疊及討論。陳梓桓認為，特別在「反送中」運動後，這部分的討論及思考變得特別重要，因為香港經歷了很大的改變。
「你是否依然相信曾經所相信的？」
曾經，陳梓恒在拍攝《亂世備忘》時，問過其中一個年輕抗爭者：「你覺得20年後你會變成怎樣？你會否依然相信現在所相信的？」不過拍攝《憂鬱之島》時他則反過來問「你是否依然相信你曾經所相信的？」這也是他想對觀眾發問的問題，「有否繼續堅持下去或者有沒有忘記、有沒有離棄一些朋友手足呢？」
經歷時代的轉變，陳梓恒覺得「我們不能夠直接地答你我們會如何或堅持我們的信念，因為時間才是我們最後的答案，這一刻的我們其實正在經歷。我希望可以透過對於（影片中）這些人、個體的觀察，可能對於我們未來有些想像。」
希望紀錄片成為「一道令失語港人重新思考和討論的門」
陳梓桓表示，這套紀錄片並非有既定訊息希望讓觀眾接收，相反是希望令「失語的香港人可以重新思考和討論」。
陳梓桓說：我們這幾年看到香港的改變會有一種失語，我們失去講自己感受的語言。為甚麼會這樣？我們是否曾經努力走出來 ？為何好像不是我們想像的那個方向？甚至我成長的香港好像也不是這樣，為甚麼會變成這樣？但我們沒有一個語言去說。我想透過創作這部電影，我好希望大家重新去嘗試講自己的感受，包括經歷這些劇變下的感受，包括重新思考香港是甚麼，梳理自己的過去、今日、然後想像未來。我認為這未必是我可以說透過這個電影說一個訊息，這套電影更多是一對門，嘗試打開一些東西。然後令到我們這一刻很失語的香港人，可以重新思考和討論。
電影對白：香港對你來說是甚麼？香港……
「香港是甚麼？」並沒有單一答案
這個問題，陳梓桓也問過片中的角色。文革時偷渡來港的陳伯，當時會覺得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地方，不過也有一些角色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陳梓桓認為這個問題並沒有單一答案，對他而言：「香港是我的家，因為我在這裡出生、成長，我好希望可以繼續留在這個地方，拍關於這個地方的電影。」
某程度上，他覺得這套電影也在嘗試幫助他解答這個問題。他發現原來每一代人、不同人對於香港應該走向哪裡有很多不同想法，電影結尾問「究竟香港是甚麼或者我們是甚麼？」，這個問題有待觀眾去思考。
電影以受審者在法庭被告欄畫面作結 「希望在於我們可以看到大家」
《憂鬱之島》以不同港人在法庭被告欄內，沉默凝視鏡頭的畫面作結，不帶半點音樂，在戲院內空氣仿佛靜止下來。另外在製片名單上，也特意標示了一些製作人正在獄中，陳梓桓解釋：「這條片其實給了很大空間觀眾，可以是不要遺忘一些朋友或『手足』，但同一時間可能會有好多不同想像。每個人有自己的經歷時，去看這套片是會更看到自己的部分。每個個體都是很大的，我們不能夠用單一個體去代表一個年代、時代，但同一時間我們的經歷，又好像無法完全被另一個人所理解。雖然這套片叫《憂鬱之島》好像很憂鬱，好像香港不能夠選擇自己的方向、未來，但這些人拼湊起來，我希望可以為觀眾帶來一些希望，希望在於我們可以看到大家。 」
《國安法》下港人無法觀看 反而加深電影在這時代的意義
《憂鬱之島》屢獲殊榮，包括榮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取得資格角逐奧斯卡、在加拿大國際紀錄片影展奪得最佳國際紀錄片大獎、於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中勇奪3個獎項（包括「再見真實獎」首獎、「亞洲視野競賽」評審團特別獎，以及由觀眾在43部入圍影片中票選產生的「觀眾票選獎」）。然而諷刺的是，這套講述香港的電影卻未能在香港上映。 這套電影是希望香港人從中反思，但身處香港的人卻看不到。
儘管如此，陳梓桓認為「電影拍了便是拍了，它存在這裡有它的命運，也有和觀眾的緣份」。他相信觀眾即使不能在香港這片土地親睹這套電影，也總會有方法接觸到。例如移民後再看到，感受可以很不一樣，「這正是我們現實中正在面對的處境，那樣東西也會加深了這套片在這個時代的意義」。
香港經歷大時代下的轉變更要堅持創作 「時刻警惕，但不要恐懼」
創作者常常在《國安法》時代下被問到「覺得創作空間仍有多大，會否擔心觸及紅線？」，而《憂鬱之島》中更有「反送中」抗爭者參演，陳梓桓又有否顧慮？他直言，拍攝時沒有特意去避開甚麼，因為他早於2017年開始製作，當時仍未發生2019年「反送中」運動，也未有《港區國安法》的出現。而且「香港是甚麼」這些問題，確在成長過程中纏繞著他，他很想去尋找這個答案。他強調：「我認為討論香港是一個依然可以做的一件事，亦不能擔憂太多，因為太多擔憂時會沒有辦法拍或創作。反而覺得這一刻的香港是經歷大時代之下的轉變，我們作為一個創作者更加需要努力堅持、繼續創作。我們時刻警惕，但不要恐懼。」
電影人不能太短視 作品的性命比我們更長
《憂鬱之島》監製任硯聰則認為，其實整個電影業界也在調節，對於在「後2019」如何繼續拍電影。他覺得不能太短視，「電影人要想長遠一些，因為作品的性命比我們更長。」
任硯聰說：限制反而萌生到創意，電影應該怎樣拍、怎樣做，如果在有條件限制下我們可能有新的方法做，綜觀歷史我們也不是第一次面對。
電影對白：曾經努力建構的自己會坍塌、會趨近滅亡，但是始終會重生。
記者：淳音 責編：李世民 網編：江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