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我們時刻警惕,但不要恐懼

2022.11.16
Share on WhatsApp
Share on WhatsApp
【專訪】《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我們時刻警惕,但不要恐懼 《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及監製任硯聰接受本台專訪,期望這套紀錄片成為「一道令失語港人重新思考和討論的門」。
粵語組製圖

自《港區國安法》生效後,不少講述香港的電影,都未能在香港上映,當中包括有「反送中」抗爭者參演、講述六七暴動、文革偷渡潮、六四等歷史事件的電影《憂鬱之島》(Blue Island)。本片導演陳梓桓及監製任硯聰接受本台專訪,他們期望這套紀錄片成為「一道令失語港人重新思考和討論的門」。陳梓桓表示,雖然身處香港的人無法觀看本片,這樣反而加深這部電影的時代意義,香港正經歷大時代下的轉變,他們寄語創作人要更努力堅持,「要時刻警惕,但不要恐懼」。 

電影對白:我們香港人,有沒有任何時間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呢? 

由《亂世備忘》導演陳梓桓執導的紀錄片《憂鬱之島》,透過眾籌籌集資金,製作歷時近5年終於完成。電影結合紀實及劇情(Hybrid Documentary),記錄了不同年代的真實人物,他們經歷1966年「文化大革命」偷渡潮、1967年「六七暴動」與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也有曾參與「反送中」運動的年輕抗爭者講述他們的回憶及傷痕。影片讓「平行的角色,因為相似的反抗背景和混沌境況而重疊」,而當中更有不少兩代人之間的對話。 

《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及監製任硯聰接受本台專訪,陳梓桓說這並不是一套回顧歷史的電影,反而是想透過這幾個歷史時代的個體經歷,呈現當事人是怎樣想像香港、並解答「香港是甚麼」,再透過年青人的眼光切入他們的經歷與想法,再審視自己的看法,藉此與上一代人有一個重疊及討論。陳梓桓認為,特別在「反送中」運動後,這部分的討論及思考變得特別重要,因為香港經歷了很大的改變。 

「你是否依然相信曾經所相信的?」 

曾經,陳梓恒在拍攝《亂世備忘》時,問過其中一個年輕抗爭者:「你覺得20年後你會變成怎樣?你會否依然相信現在所相信的?」不過拍攝《憂鬱之島》時他則反過來問「你是否依然相信你曾經所相信的?」這也是他想對觀眾發問的問題,「有否繼續堅持下去或者有沒有忘記、有沒有離棄一些朋友手足呢?」 

經歷時代的轉變,陳梓恒覺得「我們不能夠直接地答你我們會如何或堅持我們的信念,因為時間才是我們最後的答案,這一刻的我們其實正在經歷。我希望可以透過對於(影片中)這些人、個體的觀察,可能對於我們未來有些想像。」 

希望紀錄片成為「一道令失語港人重新思考和討論的門」 

陳梓桓表示,這套紀錄片並非有既定訊息希望讓觀眾接收,相反是希望令「失語的香港人可以重新思考和討論」。 

陳梓桓說:我們這幾年看到香港的改變會有一種失語,我們失去講自己感受的語言。為甚麼會這樣?我們是否曾經努力走出來 ?為何好像不是我們想像的那個方向?甚至我成長的香港好像也不是這樣,為甚麼會變成這樣?但我們沒有一個語言去說。我想透過創作這部電影,我好希望大家重新去嘗試講自己的感受,包括經歷這些劇變下的感受,包括重新思考香港是甚麼,梳理自己的過去、今日、然後想像未來。我認為這未必是我可以說透過這個電影說一個訊息,這套電影更多是一對門,嘗試打開一些東西。然後令到我們這一刻很失語的香港人,可以重新思考和討論。 

導演陳梓桓(右)期望本片成為「一道令失語港人重新思考和討論的門」。(淳音 攝)
導演陳梓桓(右)期望本片成為「一道令失語港人重新思考和討論的門」。(淳音 攝)

電影對白:香港對你來說是甚麼?香港…… 

「香港是甚麼?」並沒有單一答案 

這個問題,陳梓桓也問過片中的角色。文革時偷渡來港的陳伯,當時會覺得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地方,不過也有一些角色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陳梓桓認為這個問題並沒有單一答案,對他而言:「香港是我的家,因為我在這裡出生、成長,我好希望可以繼續留在這個地方,拍關於這個地方的電影。」 

電影中的角色陳伯昔日偷渡游水來港。(受訪者提供)
電影中的角色陳伯昔日偷渡游水來港。(受訪者提供)

某程度上,他覺得這套電影也在嘗試幫助他解答這個問題。他發現原來每一代人、不同人對於香港應該走向哪裡有很多不同想法,電影結尾問「究竟香港是甚麼或者我們是甚麼?」,這個問題有待觀眾去思考。 

電影以受審者在法庭被告欄內的畫面作結。(受訪者提供)
電影以受審者在法庭被告欄內的畫面作結。(受訪者提供)

電影以受審者在法庭被告欄畫面作結 「希望在於我們可以看到大家」 

《憂鬱之島》以不同港人在法庭被告欄內,沉默凝視鏡頭的畫面作結,不帶半點音樂,在戲院內空氣仿佛靜止下來。另外在製片名單上,也特意標示了一些製作人正在獄中,陳梓桓解釋:「這條片其實給了很大空間觀眾,可以是不要遺忘一些朋友或『手足』,但同一時間可能會有好多不同想像。每個人有自己的經歷時,去看這套片是會更看到自己的部分。每個個體都是很大的,我們不能夠用單一個體去代表一個年代、時代,但同一時間我們的經歷,又好像無法完全被另一個人所理解。雖然這套片叫《憂鬱之島》好像很憂鬱,好像香港不能夠選擇自己的方向、未來,但這些人拼湊起來,我希望可以為觀眾帶來一些希望,希望在於我們可以看到大家。 」

《國安法》下港人無法觀看 反而加深電影在這時代的意義 

《憂鬱之島》屢獲殊榮,包括榮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取得資格角逐奧斯卡、在加拿大國際紀錄片影展奪得最佳國際紀錄片大獎、於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中勇奪3個獎項(包括「再見真實獎」首獎、「亞洲視野競賽」評審團特別獎,以及由觀眾在43部入圍影片中票選產生的「觀眾票選獎」)。然而諷刺的是,這套講述香港的電影卻未能在香港上映。 這套電影是希望香港人從中反思,但身處香港的人卻看不到。

儘管如此,陳梓桓認為「電影拍了便是拍了,它存在這裡有它的命運,也有和觀眾的緣份」。他相信觀眾即使不能在香港這片土地親睹這套電影,也總會有方法接觸到。例如移民後再看到,感受可以很不一樣,「這正是我們現實中正在面對的處境,那樣東西也會加深了這套片在這個時代的意義」。 

 金馬獎周六(19日)揭曉,港紀錄片《憂鬱之島》獲提名。(受訪者提供)
金馬獎周六(19日)揭曉,港紀錄片《憂鬱之島》獲提名。(受訪者提供)

香港經歷大時代下的轉變更要堅持創作 「時刻警惕,但不要恐懼」 

創作者常常在《國安法》時代下被問到「覺得創作空間仍有多大,會否擔心觸及紅線?」,而《憂鬱之島》中更有「反送中」抗爭者參演,陳梓桓又有否顧慮?他直言,拍攝時沒有特意去避開甚麼,因為他早於2017年開始製作,當時仍未發生2019年「反送中」運動,也未有《港區國安法》的出現。而且「香港是甚麼」這些問題,確在成長過程中纏繞著他,他很想去尋找這個答案。他強調:「我認為討論香港是一個依然可以做的一件事,亦不能擔憂太多,因為太多擔憂時會沒有辦法拍或創作。反而覺得這一刻的香港是經歷大時代之下的轉變,我們作為一個創作者更加需要努力堅持、繼續創作。我們時刻警惕,但不要恐懼。」 

電影人不能太短視 作品的性命比我們更長 

《憂鬱之島》監製任硯聰則認為,其實整個電影業界也在調節,對於在「後2019」如何繼續拍電影。他覺得不能太短視,「電影人要想長遠一些,因為作品的性命比我們更長。」 

任硯聰說:限制反而萌生到創意,電影應該怎樣拍、怎樣做,如果在有條件限制下我們可能有新的方法做,綜觀歷史我們也不是第一次面對。 

監製任硯聰認為「電影人不能太短視,作品的性命比我們更長」。(淳音 攝)
監製任硯聰認為「電影人不能太短視,作品的性命比我們更長」。(淳音 攝)

電影對白:曾經努力建構的自己會坍塌、會趨近滅亡,但是始終會重生。 

記者:淳音 責編:李世民 網編:江復

新增評論

請將評論填寫在如下表格中。 評論必須符合自由亞洲電台的 《使用條款》並經管理員通過後方能顯示。因此,評論將不會在您提交後即時出現。自由亞洲電台對網友評論的內容不負任何責任。敬請各位尊重他人觀點並嚴守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