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半，香港傳媒出現驚天動地的變化。包括《香港電台》遭到大整頓；《蘋果日報》涉違反《國安法》被迫結業；2個月前，《立場新聞》前高層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眾新聞》亦因「無法安心做新聞」，宣布停運。新聞機構被搜查、公司資金被凍結、記者被控告，彷彿成為「新香港」下的「新常態」。被迫離場之後，記者還有路可走嗎？我們請來兩個成長於不同年代的記者，講述面對同一大時代，他們怎樣看新聞行業的前景。
「我記得有位較資深的同事和我說，這裡很像『兄弟幫』，大家不太計較，都是想做好新聞。」阿之這樣形容《立場新聞》。
新聞系畢業生 用「記者」身分去記錄大時代
2019年尾新聞系畢業的阿之（化名），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就是《立場》的記者。阿之稱，自己不是那種「立志要做記者」的人，曾在主流媒體做過港聞實習，卻發現記者工作似乎不太適合自己，直到爆發反修例運動的那個暑假，在港島區一間公關公司實習的她，漸漸發現「好像活在平行時空」，開始思考自己在這場運動的位置，最終決定以「記者」身分去記錄大時代，在朋友介紹之下，「機緣巧合」進了《立場》。
被問到在《立場》的點點滴滴，阿之滔滔不絕。她形容，《立場》自由度很大、行政架構沒有階級可言，總編和員工關係亦很密切。談起上司鍾沛權，阿之說他是個心急的人，如果記者有錯，會用一些尖酸字眼直斥其非，「不過你知道他不是為了罵你而罵你，而是真的為了件事，因為他是一個很熱愛做新聞的人。」她又說，林紹桐是理性、冷靜的人，會直接走到記者的位置，用心教導寫稿要留意的地方。
《蘋果日報》停運後，有輿論推測《立場》或是下一個「高危」媒體。阿之坦言，《蘋果》的遭遇對她「衝擊很大」，也感到更具體的恐懼。
「當抓的是有份參與編採的人，你就會很擔心自己的上司。這件事是不是遲早都會發生呢？」心知總有這天，阿之的生活自此起了變化，習慣睡前將手機設為響鈴模式，她解釋指，之前試過好幾次，因為將手機設為靜音，第二天醒來發生「大事」，卻收不到上司的電話，遲了到現場採訪。過了一會兒，她再補充：「是啊，就是抱著做到最後一天的心態。」
2021年12月29日，這天終於到來。
香港警方國安處動用超過200名警員，搜查《立場新聞》辦公室逾4小時，檢走30多箱物品，並先後拘捕7人，包括時任署理總編輯林紹桐、前董事鍾沛權、周達智、吳靄儀、方敏生及何韻詩，以及前《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指他們涉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立場新聞》即日停運，移除網站及社交媒體所有内容，並遣散所有員工。翌日（30日），鍾沛權和林紹桐被正式落案起訴，二人申請保釋被拒。
前《立場》記者：創傷來得太突然 傷口何時才痊癒？
阿之說：當你看到……被人拉的那天，你都會有100次的想象，或者心裡已經想像過整個情況，但當你上到法庭，你沒有想像過，原來你真的會見到你兩個老細坐在犯人欄後面，然後法庭書記一條一條控罪讀出來，說你這間公司如何煽動、如何叛離，那一刻很震撼。你沒有想像過，你一直做的事情，別人一句就可以說你犯法，好像犯了很重很重的彌天大罪。
不安、不解、不甘，阿之對於突如其來的一切，百感交集。一夜之間，公司停運、昔日同事成為「被告」、失去記者身分被迫離場。要撫平傷口，並非一時之事。
和同事一起「圍爐」，是阿之療傷的方法。
這幾個星期，阿之不用再為採訪而奔波，便相約前同事到處逛逛，行山、露營、攀石、到郊區遊覽、耕田。儘管熱鬧過後，難免感到失落，但阿之說，「起碼你會知道有一班人陪自己，如果一直都是自己一個，就會好『大鑊』，因為你永遠只會浸在傷口裡面。」
活得好，是為了整理好思緒，更是為了不負「牆內人」的期許。「他們都想我們過得好，『我們ok，他們就ok』」，阿之續指，「當你知道裡面的人想你過得好，你會努力做他們想你做的事。」
未來有甚麼打算？阿之指，這個問題對她來說太遙遠，暫時未有心機積極找工作，可能會「躺平」一段時間。前路是迷茫的，但阿之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我想這輩子再也不會遇上這班人……但你現在仍然很想和這班人一起工作。」
《眾新聞》倒閉 香港記者已「無處可藏」
「堅持正確的價值觀，問心無愧，相信必有回響。我們的節目來到這裡結束，大家珍重，再見。」
過去近兩年，對香港新聞工作者來說是離散的歲月。2020年因《有線新聞》大地震而集體總辭的中國組記者，以及2021年因《香港電台》「節目及人手調動」而出走的《鏗鏘集》記者，他們先後加盟《眾新聞》，組成「眾新聞中國組」以及「眾聲號」，《眾》也因此被業界笑言是「傳媒難民營」。
有了新平台，可以繼續做喜歡的事——繼續報道。只是好景不常，《立場》倒閉後4天，《眾新聞》亦宣布停止運作，「眾新聞中國組」以及「眾聲號」的記者又再一次失去「記者」的身分。
《鏗鏘集》前編導岑蘊華是其中一人。他在去年7月突然接到通知，毋需再為《鏗鏘集》提供服務，也毋需再回公司。岑蘊華指出，離開港台後，並不覺得新聞紀錄片會「完全沒有出路」，只是找資源變得困難，後來《眾》宣布停運，他認為「很明顯空間沒了很多」。
紀錄片製作「燒錢」 但有「特定角色」
傳媒是「燒錢」的行業，而製作新聞紀錄片更加「燒錢」。岑蘊華透露，如果要組成一個製作團隊，定時定候有片出，製作費和人工合計，每集所需費用可以去到6位數字，平均每集約8至10萬港元；就算減省製作費，改變運作模式，也需要平均每集7至8萬港元。要尋出路，除了要思考資源問題外，平台和人手也是缺一不可。
岑蘊華說：紀錄片的製作費高，除了製作需要資源之外，記者都要維生，所以問題是記者走不走？當一批有經驗的人流走，其實對新聞紀錄片都有很大影響，不要說人走不走，首先就是找不找到人投資、繼續拍，這都是一個很大問題。有沒有敢拍？各樣問題加起來，前景是悲觀的，也沒發現有可行性。
對大眾來說，少了新聞紀錄片，可能無傷大雅。但岑蘊華指出，新聞紀錄片有特定角色，彌補每日恆常新聞的不足。「一宗新聞談的是防疫措施，（每日新聞）講的是『防疫措施是怎樣』，但防疫措施背後的理念，或者科學根據，或者不同看法，較少在每日恆常新聞出現」。
當新聞失去了紀錄片，岑蘊華認為會很容易流失一種角度、詳細且深入的調查，讓大眾容易忽略一些説法。更重要的，這些説法能引發更多公共討論，甚至是促使政府回應。
當「壞」遇上「更壞」
岑蘊華1992年入行，2004年轉行開設咖啡餐廳TC2，而餐廳就成為記者行家的「聚腳地」，不時有記者到訪，向他吐苦水。直到2018年，岑蘊華在舊同事李賢哲邀請下，以外判形式為《鏗鏘集》40周年製作短片，TC2於2019年倒閉後，他便一直留在《鏗鏘集》。1997年回歸一刻、2003年700萬人上街、2019年反修例運動，岑蘊華都走在新聞最前線，同時亦見證著香港時代的變遷。
岑蘊華說：所有你以前掌握的所謂「經驗」，或者所謂在中間遊走的「智慧」，其實都不適用了。你所有的東西，都是全新遊戲規則。對我來說，以前很多所謂「好難做」、「寒冬」，但你咬緊牙根都可以走下去，現在是拉近「Death（死亡）」，行錯一步，你會掉下去死。
「接近死亡」，岑蘊華這樣形容近兩年的香港新聞行業。在後《國安法》年代，他有感採訪變得越來越困難。岑蘊華說，在他那個年代，新聞工作者只需捉緊原則，關注報道是否公允持平，但後來有了《港區國安法》，記者似乎多了點顧忌。
「例如我們做《眾聲號》，都要顧及《眾》的風險，也要顧及同事的風險，很多都是要想多點，自我規限、自我審查。」岑蘊華續指，大時代下新聞題材何其多，不過「你已經沒有自由去做你覺得應該要做的事情。」
見證「已死」的新聞 有意義嗎？
經歷《立場》一事，阿之對新聞行業未來更加灰心。「現在已經不是『衰落-ing』（衰落中），是死了。」阿之不禁問道，繼續當記者，只不過是繼續見證行業死後的狀態，還有意義嗎？「做記者就是要出去問問題，問官員解答社會大眾對社會問題或政策的疑問，但現在是否還可行呢？我很質疑。」
近月，香港傳統大報《明報》在其觀點版新增編按，強調文章如提出批評，旨在指出錯誤，絕無意圖煽動憎恨，其後更被親北京媒體點名質疑，《明報》是想接過《蘋果》煽動角色。這讓阿之覺得，新聞行業接下來是要鬥「根正苗紅」。
香港警務處處長蕭澤頤重申，媒體的「紅線」是法律條文，是否觸犯煽動罪最重要的是背後的意圖，如果觸犯法例，就算加入聲明，警方都會執法。
蕭澤頤說：其實這些免責聲明，我覺得沒有太大意思，因為你不能說自己沒有做，便是沒有做，不能自我催眠或自我陶醉說自己不是這回事，而你如果真的有犯法，你做一些免責聲明是沒有用。
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
岑蘊華暫時未看到新聞紀錄片的出路，仍在找方法，在此之前或會做多點教育工作，支持前線記者或自由工作者怎樣用紀錄片說故事。
岑蘊華對前景的評估雖然悲觀，但另一方面又「不想覺得這個行業已死」。無論現實多麼壞，保持好心態，也許是他在大時代自處的方法，唯有盼「過多一會兒，會有另一條路可以走遠一點的。」
現被迫「躺平」的阿之，日後會否拾回「記者」身分？「我覺得香港沒有一間傳媒機構，可以做到我想做的事情。」捨得以後不做記者嗎？阿之又説，想不到除了記者以外，還能做甚麼。她說，因經驗問題，要用獨立記者身分走下去很難，或者會考慮到法庭旁聽記錄，但這些都是之後的事了。
堅守還是離場，成為了新聞工作者的新課題。對於仍然留下來的人，阿之想起了總編和她説過的話。
阿之說：（《立場》前總編）阿權和我說，最後單獨對話，和我說對年輕記者的期許，可能適用：「你知道自己寫的東西，這一刻寫的事情，報道的故事，對於歷史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紀錄。可能30、40年後，你報道的價值，可能要30、40年後，人們再看，都覺得很重要。」
記者：劉傲然 責編：李世民 網編：江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