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 學生團體醞釀激烈行動爭普選

香港政府已向中央提交政制改革的首輪諮詢報告，曾發起“佔中”預演的學生團體對報告感到失望。學聯揚言倘若人大常委的回應不能接受，不排除發動罷課、罷工及罷市等激烈行動。有大學生表示無懼留有“案底”，不過，曾參加社運被控的學長卻再三叮囑，留有“案底”可能會盡毀前程。（劉雲報道）

香港政府周二啟動政制改革五部曲的首階段工作，將首輪的諮詢結果提交中國人大常委會考慮。“和平佔中”發起人對人大的決定表示關注，倘若漠視早前70萬市民投票支持“真普選”的訴求，他們不排除發起佔領中環，而民陣、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及以中學生為主的學民思潮亦表示，已準備就緒參與行動，無懼警方的檢控。

修讀政治與法律的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梁麗幗承認，家人對其參與社會運動並不贊同，但是，家人並無行動阻止。她解釋，自己選擇參與社會運動不是一時衝動所致。

梁麗幗：白皮書及新界東北對（自己）內心造成很大衝擊，該剎那很震驚，竟會發生這事。

她說，目睹香港近期頻頻出現很多不符合程序、公義的事，在她心目中這是最基本的原則，可是，卻蕩然無存；再者，政制發展並沒有如期待般向前發展，相反，卻是往後倒退，遂觸發她參與社會運動。

翻看歷史，她發現每個年代都有年青人就社會關心的議題表達意見。她更相信，這些不公義的事若沒有任何改善的時候，自己並不會輕易接受。即使大學畢業後，有可能因參與佔中，導致自己可能未能取得專業的執業律師資格，但梁麗幗覺得仍是要做。

梁麗幗：再這樣下去，我看不見做一名法律專業人士會有任何的好處。今天選擇了沉默，到將來可能，即使給我做了一名律師，我可能跟內地的維權律師沒分別，做他們現在做的事，才可守護一些價值。既是這樣，為何我選擇今天不發聲？

她覺得，人在任何時候都要衡量一些事。在她心中，現時的關鍵是香港的公民抗命行動可能會帶來一些結果，她覺得去放棄一些東西是值得的。

梁麗幗：我無理由啞忍眼前一些不公義的事，我相信的是，我希望我身邊的人活得開心，生活在一個更好的世界裏。我知道今天不站起來反抗，其實，會有一群人受苦。

修讀法律的她早已就可能出現的情況及後果作出考量，且作了最壞的心理準備，故不認為自己會為此而感到後悔。她指，其他學聯成員都有對可能出現的後果作出思量，不過，即使在七．一遮打花園集會上，被警方拘捕甚至有被檢控的學聯常委，仍表示會繼續參與抗爭行動。

今年七．一遊行後，香港警方罕有地拘捕組織團體民陣的召集人，甚至司儀及司機共5人，以不同的罪名追究他們；同日深夜，再向沒有申請集會的學聯追究法律責任，除於當日凌晨展開大規模拘捕行動，逮捕了511名學生、市民、議員、牧師等示威者外，再從當中挑選了25人提出指控，其中約10人是學聯的活躍成員。民陣警權關注組召集人王浩賢除抨擊香港警方濫用警權及不必要使用武力外，他更指警方近年間有一個新的趨勢，專門選擇性地針對組織者提出檢控。

王浩賢：這選擇性中明顯帶有政治目的，將行動中的領袖，將組織行動的人士施壓，使他們面對組織行動時面對更高的成本。

七．一深夜時份，被指派在示威者集結範圍以外負責與外聯絡的梁麗幗，親眼目睹香港警方的拘捕過程，她既感憤怒又不開心，她亦同樣察覺到，警方似刻意把示威者中屬學聯成員的人士劃分出來，她估計是因為警方覺得學生走得很前，要對學生做出一些殺一儆百的行為。

曾出任學聯秘書長及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李耀基即使身在澳洲，同樣察覺到香港警方似有特別針對學生的趨勢。

李耀基： 學生運動、學生會或學生組織都是泛民主派的搖籃。因此，他們對任何活躍的學生都會特別担心，憂慮若給他們一個生存的空間或發揮影響力，日後或會成為民主派的主要力量威脅中央，甚至令他們很想消滅的民主派得以延續。

學聯“師兄”的李耀基感覺到，中央以致特區政府似乎都對年青一代產生一種恐懼感，尤其是香港近年間的社運是由青年人發起，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同樣是由青年人策動，两岸三地的年青人又互相影響，故在七．一前，便出現拒絶台灣大學生陳為廷入境香港的事情。李耀基估計中央政府甚為担心，因而是次七．一拘捕人群中以年青人為主，欲達致殺雞儆猴的效果，給香港年青一代造成心理上的威脅。

不過，他覺得今天的年青人不會因此而感到畏懼，他們亦不是因為一時衝動而參與運動，更不會有羊群效應，尤其是九零後的年青人極有自己的思想一套。他覺得，他們參與社運是因為現時的政治及經濟結構令他們越來越感到無力，大多數青年人處於低下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政治上又不能發聲，又無法影響政策的決定，因而令他們投身抗爭行列。但是，同樣是過來人的李耀基卻認為，年青一代必須要審慎考慮自己的未來。

李耀基： 學生領袖有的政治條件，日後參加政治活動的機會越來越多，若現在那麼快為自己走的路那麼早便定調，他們需要想清楚日後的後果，尤其是留有案底時會否有影響？一定有影響。

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政治與行政學系時，李耀基已參與學聯組織的社會運動，亦曾被警方拘捕起訴。不過，警方起訴非法集會的控罪，經法庭聆訊後始終未能入罪。但是， 2010年5月29日，他卻因食環署控告他未有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就展示民主女神像的複製品時申請娛樂牌照而被定罪罰款，留有案底。

他說，案底給他帶來一個影響，便是往海外深造時會遇到阻力。不過，他同樣強調，這些阻力不一定出現，還要看個人的際遇，涉及的案情是什麼，當中有否涉及誠信和暴力。此外，就是選取未來的職業等。

李耀基： 不過，是否應因為日後的前途完全抹煞抗爭的可能性，我又覺得未至如此。但是，學生領袖要想得很清楚。

他更覺得，由於香港警方近年間的處理態度似有不同，執行職務時帶有政治任務的色彩，故社會各階層的人士不能純粹用年青人的犧牲來換取民主，相反，要去保護年青人，讓日後若真正出現民主化時，他們能繼續貢獻社會。他且預計香港警方的拘捕或律政司的檢控將會陸續出現。李耀基又會否後悔當初參與社運而留有案底？

李耀基： 沒有。我覺得經歷是比較重要，同時，你也很難去評估每一個階段自己想要的東西，即使我曾講年青人對前途的考量較少，這事實上是那階段時，他們要求的東西有不同，價值觀不同，故難用成年人的價值觀套用在他們身上。

屬學聯“老鬼”的蔡耀昌跟李耀基差不多，同樣因為參加社運而留有案底。他記得，那個案底是92年六四集會後，有約200人在舊新華社門前試圖衝擊遂引來警方檢控。

遭警方拘捕約10次的他回想年青的時候，跟現在的大學生參與社會運動時的訴求差不多，同樣有公民抗命的信念。但是，他認為年青人參與一些被視為違法又或公民抗命的活動時，必須要深思熟慮，免於自己日後感到後悔。

他強調，自己當初參與社運時已有心理準備，故沒因過去所做的而感到後悔，他的工作取向亦沒因案底而造成影響，更知道，即使法律界也有律師是有“案底”之人，故不一定有“案底”就絶對不能執業。但是，他說“案底”會是一個阻礙。

他認為，“案底”會否影響自己端視乎當事人如何規劃自己的人生。他畢業後一直從事社會政策議題的工作，故並未因“案底”而造成影響，相反，他的工作取向明顯是學生年代參與社運所奠定的。

蔡耀昌： 我的情況是十分清晰，我相信由學生年代開始，到做大專生，參加學生會的工作，其實建立了一個對我覺得要怎樣去改革社會的信念及投入。

他覺得，即使現在的工作及崗位，仍跟學生年代的信念目標一致，但是，由於現時的政治氛圍跟過去並不一樣，蔡耀昌認為現時的學生被檢控的風險較過去更大，因而每名大學生都要清楚箇中意義及對個人的影響。李耀基更認為，現在正是看中央及特區政府採取怎樣的態度看待這群年青人。二人強調，無論任何年代，都一定有人會因為他們的理想及公義而去抗爭，永遠存在。

香港各大專院校的校長先後就七.一集會後有學生被警方拘捕的事表達關注，他們雖沒有明言贊成學生的行動，但是，香港大學、中大及浸會的校長，都先後主動跟學生會聯絡，港大更派遣2名職員往警署協助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