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台湾新闻自由被政府﹑商家吞食?

台湾中国时报资深主任记者黄哲斌,以“无法再说服自己,这是个值得托付的行业”,月初递交了辞职信,离开了一个新闻人奋斗了20年行业。他说,原因是台湾引自豪的新闻自由,已经被政府、老板、商家的“置入性行销”吞食。新闻版面有七成是政府的间接广告,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大报更被“置入性行销”收买。黄哲斌的辞职,一时间在台湾引起政界与民间的激烈回响。他对本台讲,在民主社会,政府对传媒的控制,比专制社会更加难以察觉,亦相当可怕。(何山报道)

201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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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题为“乘著喷射机,我离开《中国时报》”的博文,这个月中,在台湾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日内的传阅、点击近20万,连博文的作者自己都没有想到。他是在《中国时报》工作了16年又5个月的电子报副总编辑、中国时报调查室主任记者黄哲斌。

黄哲斌说:“我讲出来的,为甚么短短时间内收到这么多的回应?是因为我讲的并不是一个个案的现像,而是台湾新闻界一个很普遍,而且很可怕的现像。”

在辞职信上,他写到,台湾报纸业配新闻领先国际潮流,他自认观念落伍告老还乡。希望留下纪录,或可作为一种温 柔的抗议,一种委婉的提醒。

他说:“其实很多还在台湾媒体里面的朋友,比我更痛苦,或比我更加受到这样的潜规则的压迫,可是大家都不敢讲出来,因为大家都要工作权,大家都在里面很努力地反抗。”

而他希望,借由自己的离开,令反抗的声音更大。

他说:“其实真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的部落格(博客),从昨天到今天,大概一天半的时间,已经累积了10几万到20万的点击率,这在台湾的部落格是非常少见的现像。”

离开,是因他无法说服自己,这是个值得托付的行业,因记者越来越难独善其身、越来越难假装没看到,新闻的版面被 “业配新闻”侵蚀,新闻变成论字计价的商品。

黄哲斌说,他说:“台湾以前的新闻界,顶多只有少数的个人,敢去收钱,等于是被收买,偷渡一些报导,有相当比较的媒体,已经变成说,政府和企业,你付我钱,我才要报导你。”他说业配的新闻一个字都不能删,盘据了正常的版面,记者努力采访的稿件被挤压、被丢弃。还要厚著面皮向采访对像讨预 算、要业配,否则就被视“不食人间烟火”、“不配合报社政策”。

黄哲斌说,他说:“在新闻版面,电视新闻时段里,你完全看不出来,这背后是付费的广告,我觉得这很可以给大陆的媒体参考。现在大陆有些媒体,好像南方报业,也在冲撞体制,我觉得这很像他们20年前,报禁开放前,那种有点像是也点接近春暖花开,大家有看到希望的感觉。可是,现在当报禁解除,现在政治力跟商业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操控著媒体,那我觉得这也可以让中国大陆有心的朋友做个参考。”

黄哲斌在部落格中写到,记者变成广告业务员,公关公司与广告主变成新闻撰稿人,政府与大企业的手,直接伸进编辑台,这是一场狂欢败德的假面舞会。花钱买报纸的读者,却不知道自己买了一份超商的广告与政府文宣。所以,他递了辞呈。

记者:台湾的这种隐讳的置入行销,跟大陆的赤裸裸的用钱买新闻,可控制,哪一种更可怕?

黄哲斌:我觉得两者同样可怕,后者,也就是台湾的置入行销,媒体的老板,他的经营者或编辑人员,他公然的要求记者去跟对方收红包,只是说这个红包拿回来,要上缴。大部份要缴给媒体,只是记者可以留5%在口袋。

他亦有此经历,桑拿的老板打电话要他不好写要三温暖,有公共安全疑虑、不再写有色情按摩,条件自己开。可是,被他拒绝。但现在,伸手入编辑台的,是政府,用的是人民的纳税钱。

他说:“可是现在没有想到,变成有另外一个后门,有政府用公部门的预算,也就是用纳税人的钱,在观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宣扬政绩也好,或许是说,去吹捧自己也好,偷偷地、偷渡到媒体里。这种行为,其实是以前的党政军掌握媒体,是没有两样,而且是更加可怕。因为一般的观众,根本就不容易察觉。”

他说,他也贪财、好色、嗜酒,骑机车偶尔会超速、也有刷爆信用卡的纪录。但至少,他知道,有些事不该跨越、不该碰触。越了线,左边是峭壁,右边是断崖。

他说:“不管是个人行为,或者用组织化的借口来包装他,新闻的核心都是在于一种,你认为值得报导的,你就要去报导,一个钱都不应该收。可以你觉得不应该报导的新闻,不管对方给你多少钱,其实你都没有资格、价值上版面。”

那,如何阅读讯息? 哪些是广告? 哪些是新闻? 哪些是置入的行销呢? 黄哲斌说,如果没有人去提醒你,一般读者是很不容易分辨的。

他说:“如果你看那一篇文章,通篇都在吹捧某一个企业或某一个政治人物,他有可能是置入行销,尤其他的照片又去强调某一个企业主,或是特别突破某一个政治人物,那他的成份就高了一些。”

而他反对的,是政府左手伸进人民的口袋,拿钱贿赂媒体,然后将右手伸进人民的脑袋。不努力为政策辩护、不努力作沟通,直接用钱买新闻。而被视为亲建制的台湾两大报,中国时报、联合报,他说抵抗“置入性行销”很差,反而是苹果日报、自由时报不错。

他说:“反而是能够抵抗业配风潮或者置入性行销的,做得最好的是苹果。他的第一路新闻,几乎都没有置入性行销。在后面,生活、消费,游走在边缘。然后,自由时报,因为国民党执政之后,一直是比较亲绿,他拿到的这些业配,政府的资源比较少,所以他相对讲,也是比较乾净的。现在当然最严重的是中国时报跟联合报,两个报纸历史很悠久,他们也可经由这一波的公民讨论,从新调整他的做法。”

他相信,人生总有非卖品,并非世间万物都有一个标价牌。他说,例如是读者的信任;例如是专业判断与良知;例如是自己的人格与报社的信誉。至于家人的支持,更是相当重要。

他说:“对于经济上当然是有先取得太太的体量,甚至我最自豪的是我让她从原本反对,变成支持,她甚至把一个类似定存的储蓄,瞒著我偷偷解约,这让我非常感动。”而人生,快乐地讲真话,更为重要。

他说:“留在报社的话,我很确定,我永远不会快乐,如果为了五斗米的话,我离开之后,我当然做好心理准备,经过了这个风波之后,我很乐意在家里陪小孩。然后自由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我都做好心理准备。”

辞职之后的一日,黄哲斌在部落格中,自豪地写到,“记者黄哲斌/没收钱报导”。


好啦,各位听众,我是何山,下次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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