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命運把我推上這講壇,由種種機緣造成的這偶然,不妨稱之爲命運。"
這是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法籍華裔作家高行健得獎感言的開場白。一篇標題為 "文學的理由"的現場演講,縱覽了中國一個時代,高行健的演講詞也為後人研究中國的文學,提供親身經歷與最有力的註腳。
反觀官拜 "副部級幹部"的中國作協副主席莫言,在接過諾貝爾文學獎的講台上,致詞由原定的5分鐘變成了2分多鐘,並稱演講稿丟在了旅館。不過,莫言說他的演講詞都記在腦子裡。一個來自中國山東高密東北鄉的農民的兒子,能夠在莊嚴的殿堂領取這麼一個巨大的獎,很像一個童話。
至於莫言的結語,則是可圈可點,他說: "文學和科學相比較,的確是沒有什麼用處。"而最後一句, "想文學的最大的用處,也許就是它沒有用處",更是引起各界的聯想。莫言說,文學無用? 那諾貝爾文學獎又有什麼用呢? 一個農民的兒子,得到這個獎,又有何童話可言呢?
身在瑞典,獨立中文筆會的秘書長張裕見證了高行健與莫言的得獎與兩人的演講。他對本台講,"我倒不一定認為莫言是大師,但是我對他的文學成就與想像力是很肯定的,也許是抱有很大期望,越是聽他講的東西,現場講的,說實話越是覺得失望。"
身在海牙的流亡異見人士陳傑克則說,莫言的這個文學獎,政治味很濃,"他這次的得獎不是他的本事,他的作品寫得多好。實際上像他的作品,在國內很多作家都寫得好,大有人在。但是他關鍵是體制內的人物,因為他是作家協會的副主席,享受副部級的待遇。為甚麼這是頒給他,主要是中國政府給瑞典和諾貝爾評審委員會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因為上一次諾貝爾和平獎給了劉曉波,中國共產黨相當惱火。"
他並說,莫言忘記帶演講稿,可能另有原因, "講演稿肯定是中國政府給他搞好的,但是他到了瑞典之後,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評,他看到了,而且記者招待會的時候,問他一些非常敏感的問題,他又不敢回答。所以他知道自己的表現在國際上的影響很差,這次共產黨給他準備的演講稿,他沒有帶,就是不想當共產黨的出聲筒,這可能他還是有點性格。"
此外,更有人將莫言與2012年與諾獎失之交臂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比較。對比村上春樹在2009年獲耶路撒冷文學獎的致詞,村上春樹當時那句,"在一座高大堅實的牆和與之相擊而碎的雞蛋之間,我永遠都站在雞蛋的一側";更是成為後人朗朗上口的名言。莫言的演講,又有哪一句使世人繞樑三日呢?
身在瑞典的張裕則說,對比高行健的演講詞,莫言那句-- "文學的最大的用處就是它的沒用",更是有點說不通,"他的那句話很像是繞了辯證法,但也沒有說出甚麼意思,那意思我覺得是不通的。和科學比較,文學是無用的,文學唯一有用的是無用,我當時和朋友在一起,他這樣繞,搞不懂他為甚麼要這樣,也沒有太多道理。"
海牙的陳傑克則說,莫言脫稿演講,已經是有所體悟,按官方版本的發言,受到的批評會更多,他指莫言的 "脫稿"實為捍衛自己的名聲,"這一次共產黨給他的講稿,他肯定是沒有帶,他是說忘記了帶,就是不想,我認為他是對了。如果按著講,還有很多西方世界的、民運界與國內的對他更加反感。所以他乾脆不說,政府派了一個官員跟他一起來。"
曾為高行健審閱45分鐘答謝演講詞的張裕則笑言,正如高行健與莫言的學歷,高與莫的即席演講水平,高下立見。BITE "文學跟科學是兩回事,怎比?跟科學比當然沒有科學的用途,但你想古今中外,文學都是有用了,由其是文學家,更不必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真的認為文學無用,他要這個獎幹甚麼?"
在高行健的答謝詞中,高說: "我不想濫用這文學的講壇去奢談政治和歷史,僅僅藉這個機會發出一個作家純然個人的聲音。作家也同樣是一個普通人,可能還更爲敏感,而過於敏感的人也往往更爲脆弱。一個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義的化身說的話,那聲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是這種個人的聲音倒更爲真實。 這裏,我想要說的是,文學也只能是個人的聲音,而且,從來如此。文學一旦弄成國家的頌歌、民族的旗幟、政黨的喉舌,或階級與集團的代言,儘管可以動用傳播手段,聲勢浩大,鋪天蓋地而來,可這樣的文學也就喪失本性,不成其爲文學,而變成權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張裕說,"我對高行健得諾獎的長篇演說是記憶猶新,因為我是仔細看過的,思想的深度是毫無異議的,這樣說吧,把他們兩個拿來相比,別人說的,就像跟他們的文化程度剛好一致,一個是大學畢業,一個是小學還沒有畢業,頂多是中學自學水平。他們兩個的差別就有這麼大,不管是文字還是思想上。"
12年前,第一個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說, "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的劫難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正在於政治主宰文學。以革命的名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討伐導致公然禁書、燒書。作家被殺害、監禁、流放和罰以苦役的,這百年來無以計數。"
12年後,中國創作空間,處境改變了幾分呢? 當年,高行健說, " 作家倘若想要贏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沈默便是逃亡。而訴諸言語的作家,如果長時間無言,也如同自殺。逃避自殺與封殺,還要發出自己個人的聲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回顧文學史,從東方到西方莫不如此,從屈原到但丁,到喬伊斯,到1989年天安門慘案後中國知識分子成批的流亡,這也是詩人和作家還要保持自己的聲音而不可避免的命運。"
我是何山,下次節目再會。(引用高行健的演詞,因篇幅所限,有所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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