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香港反送中暴動脫罪者「赴湯杜火」　談《國安法》如何影響香港公義

2019年香港「反送中」示威，首宗被告暴動罪而後脫罪的示威者湯偉雄與太太杜依蘭接受本台訪問表示，在上訴過程中，見證了《港區國安法》之後香港法院的改變。又說脫罪後，仍被疑似國安跟蹤，有感留在香港不安全，去年決定移居台灣。湯氏夫婦表示，上訴成功雖未能助同案被告脫罪，但也能協助其他不在現場的被捕者，避免被改控暴動罪，勉勵港人不要看輕微小力量帶來的改變。

2019年香港發生超過半年的「反送中」示威，湯偉雄與太太杜依蘭在7月28日的上環示威中，在示威現場附近，與一名16歲的少女被警方拘捕，3人一同被起訴，成為香港「反送中」示威首宗的暴動罪案件。

「赴湯杜火」夫妻接受本台訪問，分享他們由2019年到2021年，經歷被拘捕、脫罪、被政府上訴、在終審法院獲終極勝訴的過程，以及他們對香港改變的看法。

被捕後未經調查即被告暴動罪　感到香港警察已改變

湯偉雄表示，當年「反送中」示威從6月到7月，已發現香港警方對示威者使用武力強度不斷增加，因為他們當健身教練，體能相對普通人好，希望能在示威現場附近，協助受催淚彈等影響而無法離開的市民。他表示，與太太早已有心理準備可能因此被拘捕，但沒想到他們在7月28日的示威中，因扶著一名少女離開，而一同被拘捕，更沒想過警方可以不經調查，控訴他們刑期最高可監禁10年的暴動罪。

湯偉雄說：我很驚嚇，警方可以不用調查，不足24小時便把事件定性為暴動，將破壞香港的罪名加在我們身上。在以前的香港，警方是會調查，找尋證據，才會提出檢控，但這一次並沒有這樣做，不用調查已說我們是參與暴動，這不是我熟悉的香港法律程序，我當時被這件事嚇倒，很震撼，為何香港會變成這樣？之後才想到自己面對的刑期。

因為控方無法直接證明他們有參與暴動，他們的案件在香港區域法院獲裁定無罪，但香港律政司對不在場支援者可否被控參與暴動的問題提出上訴。

《國安法》後受審　指香港法院已變「人治」

湯偉雄表示，案件上訴時，《港區國安法》剛在香港實施，明顯體會到在法例生效後，法庭在處理與示威者相關案件時，態度和做法也有改變。

湯偉雄說：在《國安法》後，是很大的衝突，與以前完全不同，最明顯是在《國安法》後，我們的案件上訴到高等法院，完全能感受當中的轉變。在地區法院時，我能感受法官是用法律審訊我們，但到高等法院時，不是用案例或條文來反駁你，而是說不准你說就不准說，在上訴的過程中，我真正能感受香港從法治變成人治，還有現在政府濫用法律的情況，讓我們覺得香港已沒有了公義。

被犧牲自我爭取公義的港人感動　願冒險為他人提終極上訴

香港律政司用他們的案件獲得上訴庭認同，裁定「共同犯罪」定義，也可以用在涉及暴動罪的案件。湯偉雄表示，當時若他們不提出終極上訴，律政司不會針對他們的案件再有任何的動作，反而一旦提終極上訴失敗，港府有機會要求重審他們案件，他們有很大的機會入獄。夫妻與同案的少女商量，最後決定由他一人提出上訴。

湯偉雄表示，是因為2019年反送中示威時，看到很多香港人願意為自由民主無私奉獻，這種犧牲精神感動了他，啟發他不要放棄任何能協助他人的機會。

湯偉雄說：因為上訴到終審法庭如果輸了，我們一定要進監獄，當時有與他們商量，但如果不上訴，有一大批等候被提告的人，會由妨礙司法公正變為被控告更重的暴動罪，這批人的人數實在太多，牽涉太大，包括「人鏈車」、「家長車」和「物資車」等，我不想有機會（幫到這批人）但因為我怕而不做。也因為2019年，香港有好多無私的人，他們的犧牲精神也感染了我們，如果沒有他們，我可能不會做，因為有他們，我才決定搏一搏上訴。

案件在2021年11月獲得極終勝訴，湯偉雄表示，事後有與他們案件相似的被告人，感謝他們的努力。「赴湯杜火」表示，這件事讓他們明白，不要放棄任何的機會。

湯偉雄說：我們知道我們的力量真的是好微弱，不能救所有的人，甚至可能做了這麼多，連一個人都無法拯救，但到最後有一個人告訴你因此獲救，已是賺來的一份安慰，已經很值得。

太太杜依蘭在背後默默支持。她說，匯流成河可覆舟。

杜依蘭說：不要以為自己的力量很小，便甚麼都不做，將每一份很細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已可以成為一份力量反抗暴政。

被懷疑是中國派來的人跟蹤　決心離開香港

但他們面對的風險，沒有隨著案件的完結而結束。他們被懷疑是中國派來的人跟蹤，也從不同的渠道得知，可能有再被拘捕的風險。白色恐怖下，他們在今年初決定離開香港。

湯偉雄表示，2019年被拘捕時，曾有很多人勸告他們離開，但當時還相信香港的制度。不過上訴的經歷，改變了他的想法，覺得期望能透過香港的法律程序追求公義是很天真。

湯偉雄說：3個不同的手足群體，都有人對我說國安已開始調查我。我可以接受再一次被提審、甚至一生都在監獄，命我也可以不要，但要犧牲是在香港可以有公義下為基準，但我們看到法庭已開始不公義，我進去只是讓你有機會折磨我，只會讓香港再增加一個犧牲者，我與太太商量，決定離開香港。

兩夫婦互相扶持　繼續前行

湯偉雄表示，離開香港之初，情緒有很大的波動，全賴朋友和太太的支持，讓他走出情緒的低俗。

杜依蘭也感謝丈夫對她的啟發，又說雖然看到與他們同案的其他被告不能脫罪，曾經感到無力和難過，但她無悔選擇走這條抗爭路。

杜依蘭說：認識他之前，我是一個不問政治的人，是他教懂我很多，我反而後悔之前只在賺錢和玩，忽略了市民可以如何改變政府的不好。因為我們夫妻的政治理念很接近，任何決定都好像有默契，過程當中不止是我在扶持他，通常是我先有情緒，他再安慰我，讓我不要傷心，我們是互相扶持的共同體，繼續前行。

他們表示，2019年的「反送中」示威已經完結，但不代表對抗暴政之路的結束。他們在台灣，會繼續支援其他有需要的香港人，例如與他們一同做運動，以及向當地人解釋香港的事，希望把2019年香港人的精神和力量轉化，爭取讓其他地方的人支持香港。